我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前线的将士。他们知道，他们此刻所流的每一滴血，都不再是孤立无援的悲壮，而是为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出的伟大力量。
一月五日，被围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撕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主力仓皇向新墙河以北逃窜。
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以我军的完胜，宣告结束。
消息传回重庆，整座城市，沸腾了。民众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英美等同盟国的大使和武官，也纷纷致电祝贺，言辞之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敬佩和赞叹。
长沙大捷，如同在同盟国军队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的阴霾之中，投下的一道最耀眼的光芒。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日本陆军，并非不可战胜。
然而，在官邸里，看着第九战区呈上来的战报，我的心中，却没有任何喜悦。
此役，我军伤亡两万八千余人。日军，伤亡五万六千余人，其中被俘一万三千余人，缴获的武器装备，堆积如山。
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也是一场惨烈的胜利。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
“把阵亡将士的抚恤金，提高三成。”我对着身边的徐振国，用一种近乎于命令的语气说道，“告诉军政部，钱不够，就从我的薪俸里扣！我们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一九四二年，一月，第二周
胜利的喧嚣，终将过去。当庆祝的烟火散尽，冷酷的现实，如同战场的硝烟，依旧弥漫在空气中。
长沙的胜利，固然可喜，但它并不能改变整个战略态势。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日军的攻势，依旧势不可挡。
菲律宾，麦克阿瑟指挥的美菲联军，被压缩在巴丹半岛，进行着绝望的抵抗。
马来亚，英军的防线，被日本人山下奉文的“银轮部队”（自行车部队），冲击得七零八落，首都吉隆坡，已经陷落。新加坡，这座号称“东方第一要塞”的城市，已经岌岌可危。
而在我们最关心的缅甸战场，局势，同样在以惊人的速度恶化。
“次长，杜聿明将军急电！”徐振国匆匆走了进来，将一份电报递给我。
我接过电报，迅速地扫了一眼，眉头，立刻紧紧地锁了起来。
电报的内容，充满了杜聿明的愤怒和无奈。他率领的第五军主力，已经进抵缅甸中部的交通重镇——同古。然而，他所看到的，不是严阵以待的盟军防线，而是一片混乱和恐慌。驻缅英军，毫无斗志，一遇日军，便望风而逃。他们所谓的“协同作战”，就是把最危险的地段，丢给我们中国军队，然后他们躲在后面，随时准备开溜。
“胡敦这个混蛋！”我一拳砸在地图上，那名英国驻缅总司令的名字，让我恨得牙痒痒，“他这是在把我们的远征军，往火坑里推！”
“何止是胡敦。”白崇禧在一旁，也是一脸的怒容，“我听说，整个东南亚战区的盟军总司令韦维尔，也是个刚愎自用的家伙。他根本看不起我们中国军队，认为我们只是一群装备落后的乌合之众。他甚至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就擅自改变了整个缅甸的防御计划！”
“这就是我们的盟友。”我冷笑一声，心中充满了悲哀，“不到火烧眉毛，他们永远学不会什么是尊重。健生兄，我们不能把十万将士的性命，交到这群蠢猪的手里。”
我立刻给杜聿明回电：“光亭兄，我意已决。从即刻起，远征军第一路军，在战略上，接受盟军总部的协调。但在战役指挥上，你拥有完全的自主权！任何英国人的命令，凡是不利于我军、不利于战局的，你都可以，也必须，坚决顶回去！一切后果，由我韩夏，在重庆承担！”
发出这封电报，无异于一场豪赌。这是在公然挑战盟军的指挥体系。一旦战局失利，我将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宁愿背负骂名，也决不能让我的士兵，为英国人的愚蠢和傲慢，去当无谓的牺牲品。
就在此时，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这一次，是美国顾问团的马格鲁德准将打来的。
“将军，”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兴奋，“我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任命，约瑟夫·史迪威中将，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他将很快，抵达重庆。总统希望，他能为您，为中国军队，带来最直接、最有效的帮助。”
史迪威……
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这个被后世称为“醋性子乔”的美国将军，即将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他是一个正直、勇敢、顽强的军人，他会给腐朽的中国军队，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但同时，他的固执、他的傲慢、他的不通人情，也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与我们，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产生无数的、剧烈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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