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在用人命，和冈村宁次的毒气弹，赛跑。”我环视全场，“诸位，我们没有退路。如果我们不能在三个月内，为郭忏（第六战区）的几十万大军铸造出这面‘盾牌’，那么明年春天，长江三峡，就将变成一条流淌着尸骸和脓水的地狱。”
会议室里，针落可闻。
“是！”所有人，立正敬礼。
十二月六日。
来自汉口的情报，证实了我的疯狂是多么必要。
“将军，”陈平递来的电报，带着一丝寒气，“我们的‘眼睛’（潜伏情报组）报告。十二月四日夜，日军一支番号为‘关东军化学部第五一六部队’的特种分队，已秘密抵达汉口，并接管了第十一军的防化训练。同时，大批标记为‘赤筒’（窒息性）和‘黄筒’（糜烂性）的特种弹药，正在通过平汉路，秘密运抵宜昌。”
“第五一六部队。”我念着这个名字。这是和“七三一”齐名的，日军在齐齐哈尔的化学战研究和制造中心。
冈村宁次，他把他压箱底的魔鬼，都从东北调来了。
“他不是在吓唬我。”我对陈平说，“他是真的，准备好了。”
“传我命令，”我拿起电话，“接第六战区郭忏将军。”
“郭兄，”电话接通了，“我是韩夏。我们的‘铸盾’计划，你收到了。但是，光有盾，不够。我需要……‘风’。”
“风？”郭忏不明所以。
“对，风。”我看着地图，“芥子气，比空气重。它会沉积在河谷和战壕里。郭兄，你久居鄂西，你告诉我，三峡的春天，风向如何？”
“春季……多为东风，或东南风。从宜昌……吹向我们。”郭忏的声音一沉，他明白了。
“所以，”我说道，“我们必须制造……‘逆风’。”
“我命令你，立刻组织十个‘工兵纵火营’。在长江两岸，石牌要塞之前的所有山隘、河谷，给我储备……海量的、浸透了桐油和煤油的柴草。我不管冈村宁次什么时候放毒，只要他敢放，你就要在整个战线上，给我点起一道……横跨两岸的‘防火墙’。”
“我要用这股冲天的大火，制造一股强大的上升气流。我要用这股‘逆风’，把冈村宁次的毒气，给我……顶回去！顶回他自己的阵地上去！”
“……用火……攻毒气？”郭忏被我这个疯狂的想法震惊了。
“对。用火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我们没有时间和技术，去制造完美的防毒面具。但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山柴，和……同归于尽的决心。”
第二周，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月十四日。
就在我将全部心神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防化备战”中时，河南的溃烂，和印度的躁动，再次搅动了本已复杂的局势。
十二月十日。
第一战区汤恩伯的联络主任，送来了这个月的第一份报告。
“韩次长……您……您的‘焦土’命令……已经……执行完毕了。”联络主任的声音，如同梦呓，“豫西……伏牛山以东……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房屋、桥梁、水井……全……全毁了。”
“汤副长官的主力，三十万大军，已经按照您的部署，收缩进了伏牛山区的环形工事。我们……我们空投的那五百吨美国粮食，已经分发下去了。士气……暂时稳住了。”
“但是……”他抬起头，眼中布满了血丝，“但是，冈村宁次……他停止了‘政治攻势’。他……他开始……‘军事清乡’了。”
“他调集了第一军的主力，和新收编的……那些……叛军，开始对伏牛山区的我们……发动了……试探性进攻。他……他似乎是想……把我们……彻底困死在山里。”
“困死？”我冷笑。
“告诉汤恩伯。”我站到地图前，指着伏牛山，“他不是在坐牢。他是在‘坐山’。他就是我按在冈村宁次北翼的一颗钉子。冈村宁次不拔掉他，就不敢放心大胆地去进攻三峡。他来‘清乡’，正合我意。”
“传我命令。汤恩伯，必须给我顶住。他那三十万人，哪怕是饿着肚子，也得给我把日军第一军的至少三个师团，死死地拖在河南。他多拖住一个人，我三峡的正面，压力就小一分。这是他对河南百姓……唯一的‘赎罪’方式。”
“是。”
河南的“钉子”暂时按住了，印度的“老虎”又开始咆哮了。
十二月十二日。
史迪威（Stilwell）的副官多恩上校，又一次，怒气冲冲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韩将军！”他把一份电报拍在我的桌子上，“史迪威将军，对您的‘拖延’，表示极度的失望和愤怒！”
我拿起电报，是史迪威发来的。
全球战局，在十一月之后，进展神速。瓜岛的日军已经开始准备撤退（代号“KE作战”）。斯大林格勒，德军曼施坦因元帅的“冬季风暴”救援行动，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已经濒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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