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最后一日，我从恩施前线那刺骨的寒风中飞回重庆，带回来的除了第六战区孙连仲将军和方天军长那份沉甸甸的“死战”承诺，还有山地严霜的气息。而此刻，二月的第一天，摆在我面前的，是那份来自刘子清（情报处处长）的红色绝密卷宗。
“‘S机关’密报：横山勇已确定‘江北歼灭战’作战纲要，代号‘コ号作战’。D日初定于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
“コ号作战”，我默念着这个代号。这只靴子，悬在鄂西上空已经整整一个月，现在，它终于有了落地的声响。横山勇，这个第十一军的悍将，这个在一月份用一次大规模“试探”来麻痹了孙连仲，也“验证”了我们防御虚实的敌人，正在宜昌的指挥部里，舔舐着刀锋。
二月的重庆，依旧是那副半死不活的阴冷模样。潮气无孔不入，作战室里的巨幅地图，摸上去都带着一股湿冷的霉味。我，韩夏，站在这幅地图前，感觉自己就是那个试图用双手托住这片即将崩塌的江山的巨人，而我的双手，已经开始麻木。作为参谋次长，我必须指挥这场战争，我没有退路，这片土地也没有。
新年的短暂休沐（我强行命令的）已经结束，参谋本部重新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我的命令是，一切资源、一切计算，都必须围绕即将到来的“コ号作战”展开。这是我为一九四三年定下的第一场决战，一场我必须赢的、只能在山地里进行的决战。
二月第一周：来自伏尔加河的惊雷
二月二日，立春的前两天，一份加急电讯打破了作战室清晨的死寂。它不是来自鄂西，也不是来自昆明，而是来自莫斯科，通过我们在中亚的秘密情报站辗转传来。
“苏军‘天王星’行动已告全胜。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元帅，于一月三十一日被俘。斯大林格勒城下，轴心国军队已全线崩溃。”
老胡（胡靖安，作战处长）在念这段电文时，声音是颤抖的。作战室里的参谋们，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低沉的欢呼。
斯大林格勒！
这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利。这是自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以来，德军神话的第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破灭。一个德国元帅，三十万精锐，在冰天雪地中灰飞烟灭。
我没有欢呼。我只是走到了世界地图前，目光落在那片广袤的、被冰雪覆盖的俄罗斯高加索地区。我的心跳在加速，但我的大脑却异常冰冷。
这股来自伏尔G河的寒流，将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整个世界。它对我们的影响，将比一千架“飞虎队”的飞机还要巨大。
“总座，”老胡兴奋地走过来，“这是转折点！德军完了！日本人……”
“日本人会更疯狂。”我打断了他，声音不大，却让整个作战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转向刘子清：“子清，我需要你立刻评估。第一，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的动向。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彻底粉碎了他们‘北进’的任何一丝幻想。他们会不会南下？有多少兵力可以被抽调，进入华北或华中？”
“第二，”我转向老胡，“我需要你立刻推演横山勇的心理。他的德国盟友战败了，他会怎么想？是会收缩防线，还是会孤注一掷？”
“明白。”两人立正，神色凝重地离开。
我心中已有答案。日本不敢再北望苏联，他们在太平洋又被美国海军按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痛殴。这头巨兽，现在被牢牢地锁在了笼子里，而它唯一还能撕咬的，就是中国。
它会更饿，更残忍。
横山勇，作为第十一军的指挥官，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场“振奋人心”的大胜，来对冲斯大林格勒带来的战略阴霾，来为“大东亚共荣圈”注入一针强心剂。
“コ号作战”，不但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会更不顾一切。
我抓起电话，接通了第六战区恩施指挥部。“接孙连仲将军。”
“孙公，”电话接通后，我沉声说道，“你听说了吗？斯大林格勒。”
“听说了，总座！”孙连仲的声音透着喜悦，“真是天佑我邦！”
“不，”我冷冷地说，“这是对我们的警示。敌人是受伤的野兽，它会更疯狂地反扑。你的一线部队后撤了多少？你的A号预案（山地决战）执行得怎么样？”
孙连仲的喜悦立刻冷却了：“总……总座，正在按计划执行。荆门、当阳一线的部队已经后撤到预定山地阵地。只是……沙市、公安一带的平原，百姓们……”
“孙公，我再重复一遍。”我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感情，“平原就是死亡陷阱。我们没有制空权，没有重炮。我要你把每一粒米、每一发子弹、每一个士兵，都撤到山里去。我不要你守那些县城，我要你守住那些山口！横山勇要平原，就给他。但他踏进山区的第一步，就必须用血来换。”
“我……我明白了，总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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