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日，元宵节刚过，但重庆没有丝毫节日的气氛。前线的消息变得更加晦暗不明。
在中原，日军虽然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但他们的小股部队渗透得非常厉害。刘斐发回的密电中提到一个令我心寒的现象。在许昌附近，一些溃散的国军士兵在乡间遭到当地武装农民的袭击，枪支被抢，甚至连衣服都被剥光。
这是民变的征兆。汤恩伯部队长期的横征暴敛，让河南百姓对这支军队的恨意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恐惧。我看着电报，手指在颤抖。这就是我们守卫的土地吗。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吗。当军队成为人民的负担甚至仇敌时，这场战争还怎么打。
我独自一人在深夜的办公室里徘徊，窗外的嘉陵江在黑暗中呜咽。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我指挥着百万大军，但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在对抗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历史惯性。
但我不能崩溃。我是这支军队的大脑，如果我乱了，前线就会彻底崩盘。
我提笔给汤恩伯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我没有谈军事部署，而是谈了水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告诉他，立即停止一切形式的强行征粮，严禁士兵下乡骚扰，违者格杀勿论。我让刘斐在当地组织战地服务团，用我们仅剩的战略储备粮去赈济灾民，哪怕是杯水车薪，也要让百姓看到中央军的一点诚意。
我知道这可能太晚了，但必须要做。
二月下旬，局势依然胶着。日军在河南的行动显得诡异莫测。他们既不大举进攻，也不撤退，就像一条盘踞在猎物旁的毒蛇，吐着信子，寻找着最佳的下口时机和位置。
情报部门截获的日军无线电通讯量在急剧增加，但内容大多是加密的后勤调度信息。平汉路北段的铁路运输异常繁忙，夜间经常能听到火车隆隆南下的声音。
岗村宁次在集结力量。他现在的沉默，是为了将来那惊天动地的一击。我知道，真正的一号作战，规模将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不仅要打通平汉线，还要打通粤汉线，甚至湘桂线。
我开始调整部署。我命令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向东施压，佯攻信阳，试图分散日军的注意力。同时，我下令第九战区薛岳，在确保长沙安全的前提下，抽调精锐部队向北移动，准备在日军南下时侧击其腰部。
二月二十二日，缅甸传来捷报。亚拉干的日军在耗尽了给养和弹药后，开始溃退。英军解了围。这证明了我的战略定力是正确的。如果当初我被盟军的恐慌所左右，贸然调动远征军，现在恐怕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泥潭。
但紧接着，坏消息也随之而来。侦察机发现，日军第十五军的主力正向钦敦江东岸大规模集结，无数的骡马和车辆在丛林小道上蜿蜒。牟田口廉也的主攻方向终于暴露了，是英帕尔。
这预示着，三月份，缅甸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大会战。而这个时候，国内的战场也即将迎来风暴。
二月二十八日，二月的最后一天。
天空下起了冰冷的雨。刘斐从洛阳赶回了重庆。他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胡茬凌乱。他一见到我就说，次长，河南的局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那里的人心，已经死了。
他告诉我，他在前线亲眼看到，当日军小股部队经过村庄时，有些村民甚至主动给日本人带路，只为了换取一点粮食。而我们的部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士兵们面黄肌瘦，手中的步枪膛线都磨平了。
我听着他的汇报，感觉浑身发冷。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不仅仅是装备上的不对称，更是人心向背上的不对称。
但我不能在部下面前流露出一丝绝望。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用坚定的语气对刘斐说，不管人心如何，仗还是要打。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洛阳。洛阳是中原的锁钥，丢了洛阳，西安就危险了，重庆的大门也就开了。
我命令刘斐立即着手制定洛阳保卫战的详细计划。我们要利用邙山的有利地形，构筑复廓阵地。我要把洛阳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哪怕是一座废墟，也要让日本人付出血的代价。
就在我们商讨作战计划的时候，机要参谋送来了一份绝密情报。
情报来源于我们在北平的潜伏人员。内容只有短短的一行字：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已下令第十二军，于近日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休假官兵即刻归队，大批舟桥器材正运往黄河渡口。
我看着那行字，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靴子终于要落地了。
一九四四年二月，我们在焦虑、恐惧和挣扎中度过。中原的阴云已经压到了头顶，缅北的战鼓声也越来越急。我知道，即将到来的三月，将会是烈火烹油的一个月。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敲打在玻璃上，发出噼啪的声响，像是无数冤魂的哭诉，又像是战马的蹄声。我转过身，看着墙上的日历，上面的日期赫然显示着：二月二十九日。这一年是闰年，二月多了一天，仿佛老天爷也要让我们多受这一天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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