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五月，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铁锈味，那是鲜血混合着干燥的黄土在烈日下暴晒后散发出的气息。重庆的梅雨季节还未完全到来，但我的膝盖已经开始剧烈疼痛，仿佛感知到了千里之外中原大地上正在发生的剧烈震荡。
作为参谋次长，我此刻正站在悬崖的边缘。我面前的沙盘上，代表日军的蓝色箭头像一群贪婪的狼，已经死死咬住了洛阳的咽喉。而在遥远的西南，另一场决定命运的豪赌即将开始。
五月的第一周，洛阳城外的枪炮声甚至震碎了历史的尘埃。
五月三日，日军第十二军完成了对洛阳的战役合围。岗村宁次的胃口极大，他不仅要拿下洛阳，更要围歼汤恩伯集团的主力。然而汤恩伯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糟糕，他的几十万大军在豫西的山地间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失去了统一的指挥。
我接通了洛阳守军指挥官武庭麟的电话。电话线埋得很深，但依然充满了杂音，像是从地狱深处传来的回响。武庭麟的声音沙哑而平静，完全不像是一个即将面对灭顶之灾的人。他告诉我，第十五军已经做好了殉国的准备。这是一支杂牌军，装备简陋，很多士兵手里拿的甚至是老式的汉阳造步枪，但他们现在是这座古都最后的守护者。
我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泛白。我问他还需要什么。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只传来一声叹息。武庭麟说，次长，如果可能的话，给我的弟兄们空投一点大烟土吧，伤员太多，没有麻药，疼得受不了。
我的心像被钝刀子割了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告诉他，我会空投吗啡和弹药，哪怕拼光最后一架运输机。挂断电话后，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墙上的地图发呆。我知道，我正在把这支部队送上祭坛，为了争取时间，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他们必须死在洛阳。
五月五日，龙门失守。日军的坦克履带碾碎了伊水河畔的千年宁静，在那座巨大的卢舍那大佛面前，展开了现代化的屠杀。我们的士兵依托着石窟和佛龛，用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阻击日军。刘斐向我报告，龙门一线的河水都被染红了，尸体堵塞了河道。
我命令刘斐，记录下每一个参战部队的番号。如果他们全军覆没，这些番号将成为永恒的丰碑。
五月七日，也就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我做出了一个推迟了整整半年的决定。
我把目光投向了滇西。在那里的怒江东岸，宋希濂的第二十集团军已经整装待发。这一天，我召见了美国盟军联络官。那个傲慢的准将此刻显得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等到了他想要的命令。
我指着地图上那条蜿蜒如巨龙的怒江，冷冷地说，告诉卫立煌和宋希濂，Y部队可以行动了。目标，强渡怒江，向腾冲、龙陵方向攻击前进。配合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
美国人欢呼雀跃，但我却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在拆东墙补西墙。我是用中原战场的血肉磨坊，换取滇西战场的一线生机。这笔买卖，太过沉重。
五月的第二周，历史的车轮开始在两个战场同时碾压。
五月十一日夜，滇西，暴雨如注。怒江的水位暴涨，波涛汹涌。宋希濂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乘坐着橡皮艇和竹筏，开始了强渡。
我在重庆的指挥部里，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脑海中浮现出无数年轻士兵在激流中挣扎的画面。这是一场从绝壁上发起的进攻。怒江西岸是日军经营了两年的坚固防线，也就是着名的松山要塞体系。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虽然兵力不多，但凭借险要的地形和永久性工事，足以以一当十。
电报不断传来。渡江部队在惠通桥上游和下游多个点同时强渡成功，但随即遭到了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伤亡数字在直线上升。我回复宋希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西岸建立稳固的桥头堡。这是国运之战，没有退路。
与此同时，洛阳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五月十三日，日军开始攻城。重炮轰击着洛阳古老的城墙，每一发炮弹落下，都腾起漫天的烟尘。武庭麟把指挥部搬到了离前线不足五百米的地方。他在电报中说，日军使用了毒气和喷火坦克，我们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现在的战斗是在城内的街道和废墟中进行的。
我看着地图上那个被蓝色箭头层层包裹的红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此时已经撤到了豫西深山，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他们也失去了回头解救洛阳的能力。
刘斐红着眼睛问我，次长，要不要让空军去轰炸一下日军的攻城部队。我摇了摇头。这个时候，敌我双方已经绞杀在一起，轰炸只会误伤自己人。我命令空军，把所有的炸弹都扔到日军的后勤补给线上，尤其是黄河铁桥和陇海铁路。
五月的第三周，奇迹与绝望并存。
五月十七日，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从缅北传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喜欢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请大家收藏：(m.2yq.org)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爱言情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