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五月，重庆。
这座依山而建的战时陪都，此刻正被初夏的热浪层层包裹。与往年那种令人窒息、湿漉漉的梅雨季不同，今年的热来得格外猛烈，带着一股干燥的火气。烈日悬在头顶，像一个巨大的火球，无情地炙烤着青石板铺就的街道和层层叠叠的吊脚楼。嘉陵江和长江的水位虽然开始回升，但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江面上蒸腾起大片大片的白气，让整座城市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即将沸腾的蒸笼之中。
但我并不讨厌这种热度。甚至，我渴望这种热度。
坐在参谋本部那间即使在大白天也显得有些阴沉的办公室里，我能感觉到这股燥热正穿透厚重的砖墙，渗入我的骨髓，与我血管里奔涌的血液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共鸣。这不再是几年前那种令人烦躁、绝望的酷热，这是一种即将爆发的力量，一种复仇的温度。它预示着，那些曾经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坚冰，即将在钢铁洪流的冲击下，彻底熔化。
我的军服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黏糊糊地贴在身上，但我没有开风扇，甚至没有解开领口的风纪扣。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必须保持一种绝对的、近乎苦行僧般的冷静与威严。我的目光，越过那扇斑驳的木窗，越过窗外那些正在庆祝前线捷报而燃放爆竹的百姓，投向了遥远的东南方——湘西，雪峰山。
那里，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围歼战，正在进入最后的、也是最血腥的高潮。
五月的第一周，雪峰山下的枪炮声，震碎了湘西连绵阴雨后的宁静。
冈村宁次，这个所谓“中国通”的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为了争夺芷江空军基地，为了消除悬在日军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孤注一掷地发动了“芷江作战”。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进化速度，也高估了日军早已透支的战斗力。
此刻，在我的作战地图上，那个代表日军第20军主力第116师团的蓝色巨大箭头，已经不再像半个月前那样锋芒毕露。它像一头闯进了猎人精心布置的陷阱的野猪，被死死地困在了雪峰山东麓的深山峡谷之中。它的獠牙已经被打断，它的皮毛已经被烧焦，它正在我们的包围圈里左冲右突，发出绝望而凄厉的嚎叫。
五月二日，清晨。
电话铃声在死寂的作战室里骤然响起，像是一声尖锐的警报。我一把抓起话筒，那头传来了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的声音。
“次长！我是王耀武！”
他的声音很大，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甚至有些微微的颤抖。背景音里，是密集如鼓点的隆隆炮声，那是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特有的怒吼。
“佐民（王耀武字），情况如何？”我沉声问道，手指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红蓝铅笔。
“成了！次长，成了！”王耀武在电话那头大声喊道，“第四方面军的主力，第74军、第100军，已经完成了对日军第116师团的最后压缩！现在，菱田元四郎的主力被我们死死地挤压在洞口以北、瓦屋塘以东的那条狭长河谷里！真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第18军胡琏部也已经封住了他们的退路，这回，这帮鬼子插翅难飞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脑海中迅速浮现出那片河谷的地形。那是一个天然的屠宰场，两边是陡峭的山壁，中间是一条狭窄的通道。一旦被堵在里面，那就是活靶子。
“伤亡情况？”我问。
“这几天硬碰硬，弟兄们伤亡也不小，特别是第57师，跟鬼子拼刺刀，损失了两个营长。”王耀武的声音低沉了一下，但随即又高昂起来，“不过鬼子更惨！我看他们已经乱了阵脚，弹药估计也打光了，刚才居然组织了几百人的猪突冲锋，被我们的机枪扫得像割麦子一样！”
“佐民，你听着。”我打断了他，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冷峻，“不要急着冲锋。哪怕鬼子没有弹药了，他们的刺刀也是锋利的。我们的士兵，是经过美械训练的种子，每一个都很宝贵。我不希望在胜利的前夜，再看到无谓的牺牲。”
“那次长的意思是……”
“我们有的是炮弹，有的是炸弹。”我看着地图上那个被红笔重重圈住的河谷，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命令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从芷江机场起飞，对那个河谷进行地毯式轰炸。命令你的重炮部队，把库存的炮弹全部搬出来，给我不间断地轰！我要让那条河谷，变成日本人的焚尸炉！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作现代化的火力覆盖！”
“是！坚决执行！”王耀武在电话那头吼道。
放下电话，我走到窗前，看着远处天空中掠过的几架战机。那是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转场去支援前线的P-51野马。
接下来的三天，对于身处湘西那个河谷中的日军来说，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刘斐拿着前线的实时战报，每隔一个小时就向我汇报一次。
“五月三日，上午十时。中美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四十架，P-51战斗机八十架，对被围日军实施第一轮空袭。使用了凝固汽油弹。据侦察机报告，河谷内燃起大火，日军阵地一片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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