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的学习会沉闷而冗长。我坐在会场后排,看似认真记录,心思却早已飞到了城南那个废弃的邮筒。我能感觉到,人群中似乎有目光偶尔扫过我,是机要室那个林姓中尉,还有其他几个面目模糊的人。是正常的工作交集,还是别有目的的监视?这种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感,折磨着神经。
会议终于结束。我按照计划,向直属上司报告了去仓库核对的公干,拿到了出门条。走出参谋本部大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放松下来,像往常一样,走向公交车站。
我没有直接乘车去仓库,而是先坐了两站,在一个热闹的菜市场下了车。我在人群中穿梭,不时停下脚步,假装挑选商品,眼角的余光却像雷达一样扫视着身后。在一个拐角,我迅速闪进一家杂货店,又从后门绕出,跳上了另一路开往城南方向的公交车。这一系列反跟踪动作,是老师反复强调并训练过的。
公交车摇摇晃晃地行驶着。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气味,乘客们大多面无表情。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目光投向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心里却紧绷着一根弦。有几个乘客在不同站点上车,他们的神态、举止,我都默默记在心里。
仓库区到了。这里果然如预想的一样,车来车往,穿着不同制服的军人、工人穿梭不息,喧嚣而杂乱。我向哨兵出示了证件和出门条,顺利进入了库区。按照流程,我找到仓库管理员,核对了清单,签字确认。整个过程,我努力表现得正常而专注。
办完公事,我看了看手表,下午三点多。距离约定的“投递”时间还有一段空隙。我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借口需要熟悉库区环境,在允许的范围内慢慢踱步。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一排排仓库、堆放的物资,以及远处的那条僻静小巷的入口。
心跳开始加速。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必须冷静。我绕到库区的一个偏僻角落,假装解手,再次确认周围无人注意。然后,我沿着围墙,看似漫无目的地向那条小巷走去。
巷子很窄,两旁是高大的仓库墙壁,鲜有人迹。第三个废弃的邮筒就立在巷子中段,锈迹斑斑,布满了灰尘。我的脚步放得很慢,耳朵竖起来,捕捉着任何细微的声响——只有风声,和远处库区传来的模糊噪音。
就在我即将接近邮筒时,巷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我的身体瞬间僵硬,血液似乎都凝固了。几乎是本能地,我迅速侧身,闪进旁边两堆废弃木箱形成的狭窄缝隙里,屏住呼吸。
是两个库区的工人在聊天,从巷口经过,并没有拐进来。脚步声渐行渐远。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的声音。等待了几分钟,确认外面再无动静,我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邮筒静静矗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守望者。不能再犹豫了。我快步走到邮筒前,动作自然地弯下腰,系鞋带。就在身体遮挡住手部动作的一瞬间,我的右手迅速探入邮筒底部的缝隙,摸到了那个预设的、略带潮湿的金属夹层。指尖触到了油纸包和那半张纸币,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们塞进夹层深处,然后迅速抽出手,直起身,继续系鞋带,仿佛只是蹲久了腿麻。
整个动作,不过两三秒钟。做完这一切,我立刻转身,沿着原路,不紧不慢地往回走。背后没有传来任何异响。直到走出巷口,重新沐浴在库区的阳光下,混入往来的人流,我才感觉那股勒住喉咙的无形力量稍稍松懈了一些。内衣已经被冷汗浸湿,紧紧贴在背上。
我没有回头,径直走向库区大门,出示证件,登记离开。回程的路上,我依旧保持着警惕,多次换乘车辆,确认安全后,才返回寓所。
接下来的两天,是在焦灼的等待中度过的。表面一切如常,我照常跟随老师去参谋本部上班,处理琐碎的公务,与同僚寒暄。但每当夜深人静,我和老师独处时,那种无形的压力几乎令人窒息。成功了吗?对方取走情报了吗?渠道还安全吗?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万劫不复。
第三天晚上,按照约定,是收听确认信号的时间。这是一档特定的、信号微弱的香港商业电台的午夜音乐节目。如果情报安全送达,会在节目点歌环节,听到一首特定的、冷门的广东民谣的前几个小节。
书房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老师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但紧握的拳头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我则守在那台老旧的收音机旁,小心翼翼地调节着旋钮,杂音很大,断断续续的歌声和广告词夹杂着电流的嘶嘶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午夜将至,节目进入了点歌环节。一个个点播信息念出,都不是我们等待的那个。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难道失败了?被发现了?还是渠道本身出了问题?
就在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女播音员略带嗲气的声音:“接下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为远方的朋友点播一首《彩云追月》,祝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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