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碧奎老师带回的关于保密局正全力侦办“共党大头目”案的消息，如同一道惊雷，在我（聂曦）和老师吴石心中炸响。虽然信息模糊，但指向性极强的关键词——“大头目”、“香港牵连”——让我们几乎立刻将怀疑的焦点锁定在了早已被我们判定为“极度危险”的蔡孝乾（老郑）身上。我们果断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应对预案：彻底切割与蔡孝乾的一切关联，全面自查自清，提升警戒等级，并紧急重新评估“朱枫”同志的接应方案。寓所内的气氛，骤然紧张到了极点。
然而，潜伏工作的残酷逻辑在于，危机往往不是单行线。就在我们全力应对蔡孝乾可能暴露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时，另一股潜流，也悄无声息地逼近了。谷正文的系统，显然并未因我们之前的“将计就计”而放松警惕，他们仍在多线并进，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突破口。而我，作为吴石身边最亲近的副官，自然成为了他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就在我们收到预警后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参谋本部外间办公室处理一批日常文件，桌上的内部电话突然响起。我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一个略显生硬、公事公办的声音：
“是聂副官吗？我是保密局特勤处的王股长。奉上峰指示，需要对部内部分涉密岗位人员进行例行的安全谈话，了解近期工作情况和个人思想动态。请你下午三点，到三号楼207谈话室来一趟。”
“例行安全谈话”？我的心猛地一沉。这绝非简单的“例行公事”！在刘文忠事件余波未平、蔡孝乾案风声鹤唳的敏感时刻，保密局再次找上门来，而且直接点名我这个副官，其用意绝非寻常。这很可能是一次更具针对性的试探，甚至是新一轮审查的开始。
“好的，王股长，我准时到。”我压下心中的波澜，用平静的语气回答，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立刻起身，走进里间，向老师低声汇报了此事。老师的眉头瞬间锁紧，眼中闪过一丝凝重。
“来者不善。”老师沉声道，“这次谈话，绝非‘例行’那么简单。他们很可能掌握了一些零碎的线索，或者受到了蔡孝乾案的刺激，想从你这里打开缺口。聂曦，你必须万分小心！”
“我明白，老师。”我肃然点头，“他们可能会问及我的过往经历、与各部门的接触情况，甚至可能旁敲侧击关于您的一些细节。”
“嗯。”老师沉吟片刻，目光锐利地看着我，“应对之策，在于‘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第一，坚守你的‘人设’——一个勤恳、低调、忠于职守的普通副官。所有回答必须基于这个设定，逻辑自洽，无懈可击。第二，对于任何可能引起联想的细节，要准备好合情合理、符合公开记录的解释。第三，也是关键，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尝试反过来试探对方，了解他们到底掌握了什么，关注点在哪里，但必须极其谨慎，不能露出破绽。”
“是！我记住了。”我深吸一口气，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回顾并梳理自己所有公开的、可能被查证的经历和社交网络，准备好应对各种可能的盘问。
下午三点，我准时来到三号楼207室。这是一间陈设简单、甚至有些压抑的小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窗帘半拉着。保密局特勤处的王股长（一个面色阴沉、眼神锐利的中年男子）和一名负责记录的年轻干事已经等在那里。
“聂副官，请坐。”王股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平淡，却带着一股无形的压力。
我依言坐下，姿态端正，神情平静。
谈话开始了。王股长的问题果然比以往更加具体和深入。他先是例行公事地询问了我的家庭背景、入伍经历、在吴次长身边工作的感受等。我一一作答，语气诚恳，内容与我的档案记录完全一致。
接着，问题开始转向更敏感的领域。
“聂副官，根据记录，你去年曾因公务需要，单独前往香港一周。能否详细说明一下那次行程的具体任务和接触人员？”王股长盯着我的眼睛，问道。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香港之行，是我履历中一个可能被关注的节点。我早有准备，从容答道：“报告王股长，那次是奉吴次长之命，前往香港‘华丰贸易行’，接洽一批由侨胞捐赠的军用医疗器材的转运事宜。全程有贸易行的经理陪同，主要接触对象为海关人员和船运公司代表，所有活动均有详细记录可查。任务完成后即按期返台。” 我的回答清晰、具体，且与官方记录吻合，不给他留下任何发挥的空间。
王股长点了点头，在记录本上划了几笔，继续问道：“近期部内风声较紧，刘文忠科长的事情你也知道。据我们了解，你与后勤部一些人员也有工作往来。请问，你与刘文忠本人，或他科室的其他人员，有过哪些具体接触？”
这个问题更加直接，试图将我与刘文忠案联系起来。我神色不变，坦然回答：“我与刘科长仅在几次跨部门协调会上有过照面，并无私交。工作接触仅限于公文往来，最近一次是两周前，就一批训练器材的仓储位置通过电话进行确认，通话内容有记录。与其他后勤人员的接触，也均属正常公务范畴，有文件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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