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静的假象”之下，是时间流逝带来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紧迫感。预定接头的日子，终于在一片看似寻常的晨曦中，到来了。
这一天，台北的天空依旧阴沉，铅灰色的云层低垂，空气中弥漫着湿冷的寒意，一如当前肃杀的政治氛围。寓所内，早餐的气氛平静得近乎凝滞。王碧奎老师默默地为老师和孩子们布菜，眼神交汇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担忧与鼓励。老师吴石的神情则是一贯的沉稳，甚至比往日更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冷酷的平静。他细心地叮嘱了小薇和小兰几句关于学堂功课的话，语气温和如常。
上午，老师如常前往参谋本部，我（聂曦）随行。大楼内的气氛依旧紧张，但老师的日程却被刻意安排得紧凑而“正常”——批阅文件、参加一个关于后勤补给的非核心会议、与几位同僚商讨日常军务。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严格遵循着“绝对正常”的准则，没有流露出丝毫异样。只有我，能从他不经意间扫过座钟的眼神深处，捕捉到那一闪而过的、锐利如鹰隼般的专注。
下午一点三十分，老师以“需前往后勤仓库清点一批新到物资”为由，签署了一份外出公干单。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外出理由。一点四十五分，我们乘坐的黑色轿车驶离了参谋本部。车子并未直接驶向仓库，而是按照预定计划，先绕行至市中心一家百货公司附近。
“就在这里停吧。”老师对司机吩咐道，“我去买点东西，聂副官随我去仓库清点即可，你两点半再来此处接我们。”
“是，次长。”司机应声停车。
老师和我在百货公司门口下车，目送轿车离去。我们混入人流，进入百货公司，快速穿过几个柜台，然后从另一侧的员工通道悄然离开，汇入后方错综复杂的小巷。这是金蝉脱壳的第一步，旨在摆脱可能的固定路线监视。
接下来的路途，我们完全依靠步行和公共交通工具。我们多次换乘公交车，穿行于不同的街区，时而驻足浏览橱窗，时而进入小店购买无关紧要的物品，不断变换方向和节奏，反复确认身后没有“尾巴”。整个过程中，我和老师几乎没有交谈，仅凭眼神和细微的动作默契配合，如同两个最精密的齿轮在复杂的钟表内部无声啮合。我的心跳始终维持在高速，感官提升到极致，警惕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每一个可能反光的玻璃窗。
下午两点四十分，我们安全抵达了预定区域——基隆港码头区外围的一片相对嘈杂的货栈和旅社混杂地带。距离“朱枫”同志乘坐的客轮预计靠港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老师在一个僻静的巷口停下脚步，整理了一下略显褶皱的衣领，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低声道：“按计划进行。记住，自然，镇定。我在此接应。”
“是！老师！”我重重点头，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紧张与激动强行压下，努力调整面部表情，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即将接到远方亲戚的普通青年。
我独自一人，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向着基隆港的旅客出口走去。码头上人声鼎沸，汽笛长鸣，空气中混杂着海水的咸腥、机油味和人群的汗味。各色人等穿梭不息：归乡的旅客、迎接亲友的人群、吆喝生意的摊贩、维持秩序的警察……我混在人群中，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视着出口方向，耳朵却竖起来，捕捉着任何异常的声响，眼角的余光则警惕地留意着周围是否有可疑的注视。
下午三点整，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从香港驶来的“金山号”客轮缓缓靠上了码头。乘客们开始提着行李，鱼贯而出。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目光如雷达般快速扫过每一个走出闸口的身影。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群逐渐稀疏。就在我心中开始升起一丝不安时，一个身影映入我的眼帘。
她穿着一件素雅的深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米色风衣，手提一只半旧的棕色皮箱，步履从容地随着人流走了出来。她约莫四十岁年纪，面容清秀，眼神平静而深邃，带着一种历经风雨后的沉稳与淡定。她的衣着打扮普通，但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从容气度，在嘈杂的人群中，却隐隐有种鹤立鸡群之感。是她！“朱枫”同志！
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没有立即上前。我继续观察着她身后和周围的情况，确认没有发现明显的跟踪或异常关注后，才看似不经意地向前挪动了几步，调整位置，恰好站在了她即将经过的路旁。
她走出了闸口，停下脚步，目光平静地扫视着接船的人群，仿佛在寻找什么。当她的视线掠过我的方向时，我迎着她的目光，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几分不确定的探询笑容，同时，我的右手看似随意地抬起来，用食指轻轻挠了挠右侧的眉梢——这是约定的第一个识别信号。
她的目光在我的手上微微停留了零点几秒，眼神没有任何波动，但她的左手，却极其自然地垂到身侧，用中指轻轻点了一下旗袍的侧缝——对应的确认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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