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正文“周密部署”的死亡之网，已在夜幕下悄无声息地合拢。台北近郊那处作为“最后晚餐会”地点的安全屋，连同其周边区域，已化为一座无形的铁笼，只待时辰一到，便要发出雷霆一击。肃杀之气，如同不断积聚的电荷，弥漫在城市的空气中，压抑得令人窒息。
而在风暴眼的中心——那处即将举行会议的郊外院落内，此刻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会议的召集者，蔡孝乾（“张先生”），已于傍晚时分，悄然抵达此处。他独自坐在布置简洁的客厅里，窗外是沉沉的夜色，万籁俱寂。
然而，这死寂的宁静，却未能给他带来丝毫心安。一种莫名的、强烈的心悸，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在他的心头，越收越紧。这是他多年地下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糟糕预感。或许是连日来的高度紧张耗尽了心力，或许是动物本能在发出最后的警报，又或许，是潜意识里对那过于“顺利”的蛰伏与重启产生了怀疑。
他坐立不安，起身在房间里踱步。最终，他走到内室，从随身携带的皮箱夹层中，取出了一把保养良好的勃朗宁手枪。冰凉的金属触感，让他打了个寒颤。他熟练地退出弹夹，检查子弹是否压满，然后又“咔嚓”一声推上，打开保险，将枪贴身藏在了长衫内袋里。这个动作，与其说是为了战斗，不如说是一种寻求心理安慰的仪式，仿佛握住了枪，就握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他走到窗边，撩开厚重窗帘的一角，警惕地向外窥视。夜色浓重，院外的小路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一切看起来平静如常。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个地方是新的，绝对安全；与会者都是最核心、最可靠的同志；会议内容至关重要，必须召开。他将那该死的心悸，归咎于自己近期压力过大产生的神经衰弱。
但内心深处的不安，却挥之不去。他沉吟片刻，走到书桌前，拿起电话（安全屋内有一条经过伪装的专线，极其隐秘）。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拨通了一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他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友（并非同志，但知晓他部分身份）。
“是我，”蔡孝乾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听着，明天……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没有给你打电话，也没有按约定方式联系你，你不要等，也不要打听。立刻离开住处，去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地方，用准备好的证件和钱，想办法……去香港。”
电话那头传来女人惊慌的询问声。
“别问那么多！”蔡孝乾粗暴地打断她，语气焦躁，“按我说的做！记住，就明天！过了明天这个点，如果我没事，我会联系你。如果……如果没有，你就立刻走！永远不要再回来！听明白了吗？”
在得到对方带着哭音的肯定答复后，蔡孝乾不等她再多说，便重重地挂断了电话。他长吁一口气，仿佛卸下了一个包袱，但心头的那块巨石，却并未减轻分毫。他这是在安排后路，一种近乎绝望的、下意识的安排。这个举动本身，就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明日之会那无法言说的巨大恐惧。
然而，可悲的是，即便到了这一步，他那深入骨髓的自负与侥幸心理，再次占据了上风。他努力驱散心中的阴霾，强行给自己打气：“不会有事的……这个地方绝对安全，保密局不可能找到这里。会议很快结束，布置完任务大家就分散，风险可控……是我自己太紧张了。”
他试图用理性分析来压制本能的不安，却不知，他所有的行动，都已落入对手的算计之中。他检查枪支、安排后路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通过那个隐藏的内线，变成了谷正文案头上确认其位置和心态的又一条情报。
这个风雨前夜，对寓所中的我们（吴石、聂曦）而言，同样是一个不眠之夜。城西方向异乎寻常的军事管制风声，以及那种几乎凝为实质的肃杀之气，让我们确信，最终的时刻就在眼前。
“老师，就是今晚了。”我站在书房门口，声音低沉。
老师吴石没有开灯，静静地坐在黑暗中，只有烟斗的火星忽明忽暗。他良久才缓缓道：“他（蔡孝乾）……在劫难逃了。只希望，不要牵连太广……”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无力回天的悲凉。我们像坐在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脚下，能清晰地感受到脚下传来的、越来越剧烈的震动，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能为力。
“聂曦，”老师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异常平静，“记住我们的位置，记住我们的使命。无论发生什么，活下去，把‘东西’送出去。”
“学生……谨记！”我肃然应道，喉头有些哽咽。
夜色，在极度压抑的寂静中，一分一秒地流逝。风暴前夜，最后的宁静，残忍而漫长。当时钟的指针一步步逼近那个注定的时刻，所有的侥幸、不安、部署与等待，都将迎来最终的、血与火的裁决。下一步，将是地狱之门的轰然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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