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下旬，波兰华沙，贝尔维德宫（总统府）
气氛紧张而凝重。波兰总统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以及军队总参谋长瓦迪斯瓦夫·博尔特诺夫斯基等军政高层齐聚一堂，紧急商讨如何应对柏林发来的、措辞“恳切”却内容苛刻的照会。
外交部长贝克上校首先发言，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解读德国的意图：“总统先生，各位同僚，柏林这次的照会，虽然要求极为苛刻（归还但泽、在走廊修建治外法权交通线），但其形式是‘邀请谈判’。这与他们此前在奥地利、苏台德乃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直接进行武力威胁和煽动内部叛乱的方式，有显着不同。这或许说明，希特勒确实有所顾忌。”
他走到地图前，分析道：“希特勒的顾忌来源，很可能就是我们与英国、法国签订的《互助条约》！英法在西线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法国强大的陆军，是悬在德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希特勒不敢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轻易地对一个拥有明确且强大盟国的国家动武。他希望通过谈判来获取利益，这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我们之前的结盟政策是有效的！”
军队总参谋长博尔特诺夫斯基元帅性格更为谨慎，他皱着眉头说：“贝克部长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绝不能低估希特勒的贪婪和欺诈本性。他的所谓‘谈判’，很可能只是麻痹我们的烟雾弹，为军事进攻争取时间和制造借口。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加强但泽和波德边境的防御。”
“博尔特诺夫斯基元帅的担忧是必要的。” 总统莫希奇茨基最终拍板，他试图在希望和警惕之间找到平衡，“但我们不能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任何可能。如果因为我们拒绝谈判，而给了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口实，那我们将在道义上和外交上陷入被动。英法盟友也会质疑我们寻求和平的诚意。”
他做出了一个最终决定，这个决定基于对国际条约的迷信和对希特勒诚信的严重误判：“我们认为，当前的最佳策略是：不与德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同时展示我们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姿态，以此牢牢绑定英法盟友，让希特勒找不到出兵的借口。”
“因此，”莫希奇茨基总统指示贝克上校，“立即组织一个高级别代表团，由你或指定的副手率领，前往柏林进行谈判。谈判中，我们的底线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可以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以拖延时间，并向世界展示波兰的和平诚意。同时，将我们与德国接触的一切情况，实时通报给伦敦和巴黎，让我们的盟友清楚德国的无理要求，从而巩固同盟关系。”
贝克上校立刻领命：“是，总统先生！我会亲自处理，确保在谈判中既维护国家尊严，又不给德国人留下任何动武的借口。我们要让希特勒明白，攻击波兰，就意味着与整个英法联盟开战！”
带着这种“以谈判求和平、以联盟保安全”的致命错觉，波兰政府迅速组建了代表团，准备前往柏林。他们将德国的欺诈性“最后通牒”误判为一次真正的“外交机会”，幻想着能够重复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那种（尽管是屈辱的）妥协，来避免战争。
他们严重低估了希特勒的决心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带来的战略剧变。他们不知道，希特勒邀请他们谈判，根本不是想达成协议，而恰恰是为了制造“谈判破裂”的假象，为入侵寻找一个自欺欺人的理由。波兰代表团的柏林之行，从出发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一场自投罗网的悲剧。他们的每一步妥协和犹豫，都将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扭曲为“顽固不化”和“漠视德意志民族权益”，从而成为纳粹铁蹄踏平波兰的“正当”借口。
就在波兰代表团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踏上前往柏林的列车时，德军的百万大军已经完成了进攻的最终部署。波兰的命运，早已在莫斯科的密室里被注定，而华沙的决策者们，却仍在贝尔维德宫内，为如何在外交上“巧妙周旋”而绞尽脑汁。这是一场信息完全不对称的博弈，也是一场即将被鲜血淹没的天真幻梦。
1939年8月底，柏林，威廉大街外交部大楼
谈判室内气氛剑拔弩张。波兰首席谈判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扬·舍姆贝克伯爵面色铁青，强压着怒火。他对面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则是一副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傲慢神态。双方围绕但泽和波兰走廊的归属问题，已经进行了几轮毫无进展的激烈争吵。
“里宾特洛甫部长先生！”舍姆贝克伯爵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我必须再次重申波兰共和国的坚定立场：但泽自由市的现状和波兰走廊的主权，是由《凡尔赛和约》及其后续国际协定所保障的，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这是对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巨大牺牲和领土损失的正当补偿！您所说的‘民族自决’，不能凌驾于既定的国际法和国家主权之上！如果但泽的德意志居民希望返回德国，我国政府可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协助他们有序撤离，但波兰的领土完整，一寸也不会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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