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一片寂静。特纳和修斯震惊地看着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他的分析老辣、冷静，完全不像个孩子。特纳缓缓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有骄傲，有欣慰，也有一丝寒意——他意识到，未来的商界和政治博弈，将比他所经历过的更加复杂和残酷。
“你说得对，爱德华。”特纳站起身，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对修斯说，“霍华德，就按爱德华说的策略办。通知我们在华盛顿的人，开始游说，推动税法修正。我们要让白宫的那位知道，蛋糕可以重新切，但不能把做蛋糕的人的手给剁了。”
这场发生在特纳书房里的谈话，预示着一场围绕罗斯福新政后期最关键财税政策的激烈政治博弈即将拉开序幕。而年仅十三岁的爱德华·特纳所展现出的权谋思维，也暗示着新一代的财阀继承人，将在未来美国的权力格局中，扮演更加精明和深远的角色。
1940年初，纽约，华尔街某私人银行顶层密室
厚重的丝绒窗帘严密地遮挡了外面的光线，室内只点着几盏昏黄的壁灯。空气中弥漫着昂贵雪茄的烟雾和陈年波本威士忌的酒香，但更浓的是一种压抑的愤怒和深深的忧虑。J.P.摩根公司的掌门人、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梅隆银行的安德鲁·梅隆、杜邦公司的皮埃尔·杜邦等东部财阀的核心人物齐聚一堂。桌上摊开的正是罗斯福总统提交国会的《新税收法案》草案，上面用红笔圈出的“94%最高边际税率”和“70%犹太入籍税”等条款，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刺痛着每个人的眼睛。
“砰！”洛克菲勒家族的代表（小约翰·D·洛克菲勒或其代言人）猛地将酒杯顿在桌上，琥珀色的酒液溅了出来，他脸色涨红，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颤抖：“百分之九十四的税率？！罗斯福他妈的想干什么？！他这是明抢！是土匪行径！我辛辛苦苦经营油田、炼厂、铁路，承担着市场风险，养活几十万工人，到头来赚一百块钱，他罗斯福就要拿走九十四块？！他给我留六块钱是什么意思？施舍吗？是让我感恩戴德地跪下来亲吻他的脚，感谢总统大人开恩，没把我彻底榨干吗？！我还不如关了公司，带着全家去领政府的救济面包过活！”
他的怒吼道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房间里响起一片低沉的附和与咒骂声。
安德鲁·梅隆相对冷静一些，但灰白的眉毛也紧紧拧在一起，他用带着匹兹堡钢铁般冰冷的声音分析道：“冷静点，约翰。愤怒解决不了问题。罗斯福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处心积虑的试探和进攻。1935年的《财富税》和1936年的《税收法》被我们联手在国会挫败后，他就一直在等待时机。现在，欧洲大战阴云密布，他打着‘为国防筹款’、‘社会公平’的旗号，裹挟民意，卷土重来了。他算准了我们不敢在战时公开反对‘爱国’征税。”
“梅隆先生说得对。” J.P.摩根公司的代表（可能是摩根财团的核心合伙人）用他惯有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语气开口，瞬间让嘈杂的房间安静下来。他环视众人，目光锐利，“罗斯福抓住了我们的软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看似是三条路：留在美国，被罗斯福用税收这把钝刀子慢慢放血；去欧洲？英国张伯伦和丘吉尔那群人抽起血来比罗斯福更狠，而且说不定哪天希特勒的炸弹就落在头顶；去投靠斯大林？那更是自寻死路，直接挂路灯。或者，像有些人说的，去非洲看狮子？那是气话。”
他停顿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压低声音，说出了核心策略：“所以，正面冲突是下下策。罗斯福巴不得我们跳出来骂他是‘共产主义暴君’，那样他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我们塑造成‘发国难财’、‘不顾国家存亡’的奸商，用民意碾碎我们。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皮埃尔·杜邦立刻领会了精神，接口道：“JP的意思我明白。我们不能反对‘征税’本身，尤其在战时，反对征税就是政治自杀。我们要反对的是…这个法案的‘不合理性’和‘经济危害性’。”
“没错！”摩根的代表肯定道，手指敲击着法案文本，“我们要把争论的焦点，从‘要不要为国防出钱’这个道德高地，转移到‘如何征税才能更有效、更不损害经济’这个技术层面。我们要动用所有的经济学家、律师、游说团体，在国会听证会上，在报纸的财经版面上，大声疾呼！”
他具体布置道：“第一，攻击94%的边际税率是‘杀鸡取卵’。论证如此高的税率将彻底扼杀投资热情和企业扩张动力，导致资本外逃、工厂倒闭、大规模失业，最终反而会严重侵蚀国家的长期税基，是短视的自杀行为。
第二，强调‘公平’不等于‘平均’。指出应该鼓励财富创造，而不是惩罚成功。建议降低最高边际税率，但扩大税基，让更多中产阶级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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