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森的眼睛亮了一下，这方案几乎完美地满足了他的需求——实际控制权，利益输送，且表面合法合规。但他贪婪的本性让他还想攫取更多。他故作沉吟：“这个思路…不错。不过，修斯先生，你也知道，政治这条路，要想更进一步…在华盛顿那个地方，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没有广泛的人脉背景，是很难的。西雅图那边，日本人在国际区（International District） 有不少产业，特别是那条主要的商业街…”
修斯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语气变得强硬：“州长，胃口太大，容易撑着。 西雅图不是加州，我的手伸不了那么长，华盛顿州的政客也不是吃素的。整个商业街？你想都别想。 不过，看在合作的份上，那边有几家位置不错的店铺、仓库，或许…可以想想办法，用类似‘基金会’或者‘合作经营’的模式，让您的家族也能有一些…‘合理的’收益。”
奥尔森知道这是修斯的底线了。他本来也没指望真能吞下整个商业街，只不过是讨价还价的策略。他立刻换上一副“顾全大局”的表情：“修斯先生说得对，是我考虑不周。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州的稳定和安全。就这么说定了，酒庄和西雅图的那几处产业，就按你说的‘基金会’模式来操作。 至于集中营和拘禁日裔的事情…为了加州民众的安全，为了美利坚的战争事业，我责无旁贷。 我会立刻签署行政命令，并督促各级执法部门严格执行！”
两只手越过桌面，虚握了一下，一桩肮脏的交易就此达成。爱国口号成了遮羞布，国家安全成了掠夺的借口。
奥尔森的行动很快。在“防范破坏”、“保护日裔免受暴民伤害”、“统一管理利于安全”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加州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开始大规模拘捕日裔居民，无论其是否拥有美国国籍。他们的财产被“临时扣押”、“保护性查封”，然后通过各种法律和财务手段，迅速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流转”到了以特纳、修斯等西部委员会核心成员控制的空壳公司或“慈善基金会”名下。整个过程高效、冷漠，且带着“合法”的外衣。
这股风潮迅速蔓延到西海岸其他州，恐惧如同瘟疫般传播。不仅仅是日裔，许多德裔、意裔美国人也开始感到阵阵寒意。尽管希特勒是敌人，尽管墨索里尼是敌人，但许多德裔、意裔移民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完全融入了美国社会。然而，在非理性的爱国狂热和政府对日裔的粗暴处理下，谁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这种恐惧和不安，在敏感的文艺界尤甚。许多德裔背景的好莱坞演员、导演、制片人感到前途未卜，甚至担心自己会因为血统而失去工作，乃至自由。
就在这样的恐慌氛围中，一个震惊全美的消息传来：好莱坞如日中天的巨星，以《乱世佳人》中白瑞德一角风靡全美的克拉克·盖博，在妻子、挚爱的影星卡洛尔·隆巴德因宣传战争债券不幸遭遇空难去世后，化悲痛为力量，毅然宣布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服役，投身到“保卫自由世界”的战斗中去。
盖博的参军，固然有丧妻之痛的个人因素，但在当时敏感的种族和政治环境下，也被许多人（包括媒体和他自己某种程度上）解读为一种姿态——一位拥有德裔血统（其父是德裔移民）的超级巨星，用最决绝的方式，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与那个欧洲的纳粹德国划清界限，同时也回应了国内隐隐涌动的、对德裔的怀疑情绪。
他的举动，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好莱坞乃至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它转移了一部分对国内“敌国侨民”问题的注意力，也以一种悲情而英勇的方式，为战争宣传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在这光彩夺目的爱国行为背后，是无数普通德裔、意裔美国人心中驱散不去的阴霾，以及那些被关进集中营、财产被剥夺的日裔美国人的血泪。战争，不仅在前线，也在后方的社会肌理上，刻下了复杂而深刻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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