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斯听完，沉默了半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他明白了特纳的算盘：在战争胜利前夕，将两个儿子送到相对“安全”（在特纳看来）又能捞取重要战功的位置。欧洲的“霸王行动”和亚洲的“菲律宾战役”，都是注定载入史册的重大战役，能参与其中，无论实际危险如何，在履历上都是金光闪闪的一笔。
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经历风雨”，更是为史密斯家族的未来铺路——战后，有战斗英雄履历的家族子弟，在政界、军界、商界都将拥有巨大的优势。
“看来你已经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修斯叹了口气，语气复杂，“理查德和爱德华的飞行技术确实是我教的，底子不错，只要稍加军事训练，在战场上活下来并且立功的机会，比一般新兵大得多。但是…”
他抬头，直视特纳的眼睛，“你真的不担心吗？不担心万一？战场上子弹和炮弹可不长眼睛，不会因为他们是特纳·史密斯的儿子就绕道走。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垂死挣扎，往往最疯狂。”
他想起了自己差点在试飞中丧命的经历，那无关战争，只是机械故障，就足以让人后怕。
特纳 握着酒杯的手几不可察地停顿了一下，脸上的那种掌控一切的自信面具，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痕。
他沉默了几秒钟，目光似乎飘向了远处，又或者看向了某个内心深处的画面。然后，他拿起酒瓶，又给自己和修斯倒了一点，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
“担心？怎么会不担心。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承认了，但随即语气又变得冷硬起来，“但是，霍华德，你看看白宫那位。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儿子们不也在战场上吗？詹姆斯在海军陆战队，埃利奥特在陆军航空队…连总统都能狠下心送自己的孩子去最危险的地方，我特纳·史密斯，一个靠战争发财的商人，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儿子藏在后方？这说不过去，也不符合…我们家族的长远利益。”
他顿了顿，似乎在说服自己，也似乎在说服修斯：“而且，我判断，法西斯国家已经没有大规模、有效的反扑能力了。德国人的精锐在库尔斯克、在斯大林格勒消耗殆尽；日本的海军航空兵精华在马里亚纳和莱特湾被打残。接下来的战斗依然残酷，但胜利的天平已经彻底倒向我们。理查德和爱德华所在的位置，相对是后方支援或优势明显的进攻方，只要他们自己别犯傻，活下来的概率很高，立下战功的概率也很高。这是一笔…值得的投资。”
修斯看着特纳，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任何劝阻都是徒劳。特纳不仅是个父亲，更是个家族掌门人，一个精于算计的棋手。他将儿子的命运，也放上了战争的棋盘，作为谋取战后更大利益的棋子。
“好吧，我明白了。我是劝不了你了。” 修斯摇摇头，将空酒杯放在桌上，问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但是，伊丽莎白那一关，你打算怎么过？她知道你要把两个宝贝儿子送上战场，会同意？我怕她不是发疯，是直接把你从这房子里扔出去。” 他想象了一下伊丽莎白夫人得知消息后可能爆发的场面，不禁有点头皮发麻。
听到妻子的名字，特纳 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又带着点狡黠的笑容，刚才那一点点外露的父性忧虑迅速被算计取代。“伊丽莎白那里…我自有办法。” 他慢悠悠地说，“我跟她说，孩子们有报国之心，想去参军，这是好事，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支持。但是呢，我会‘动用一点关系’，把他们安排到最安全的后勤部门，比如在德州的陆军航空队训练基地当个地勤教官，或者在珍珠港的海军后勤司令部管管仓库。总之，离前线远远的，绝对安全。”
“啊？” 修斯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忍不住朝特纳竖起了大拇指，脸上露出又好气又好笑的表情，“高，实在是高！特纳，还是你会玩啊！把伊丽莎白骗过去，等孩子们真的到了前线，生米煮成熟饭，她想反对也来不及了。”
他不得不佩服特纳的老谋深算和对妻子心理的精准把握。伊丽莎白夫人出身传统，虽然溺爱孩子，但也崇尚荣誉，如果儿子是“主动要求参军报国”，父亲又“尽力安排到了安全的后方”，她虽然不舍，但大概率会被说服，至少不会激烈反对。
“不过…” 修斯随即又想到一个问题，眉头皱起，“你这谎能瞒多久？理查德和爱德华总要给家里写信，或者休假回来。到时候穿帮了怎么办？伊丽莎白知道你骗她，还把她两个儿子送上了可能有危险的前线…我简直不敢想象那场面。”
特纳 却显得胸有成竹，他端起酒杯，轻轻晃动着，嘴角带着一丝笃定的微笑：“放心，霍华德。等‘暴露’的时候，战争早就分出胜负了。运气好的话，理查德和爱德华不仅能平安回来，胸前还能挂着几枚闪亮的勋章。到那时候，伊丽莎白就算有气，看到儿子们成了战斗英雄，健健康康、光光荣荣地站在她面前，她还能真把我怎么样？顶多闹几天脾气。”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后，全家团聚，儿子们穿着笔挺的军装，佩戴勋章接受媒体采访和民众欢呼的场景。那才是他整个计划最终期待的“完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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