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列士听到电话那头自报家门是美国工业巨头特纳·史密斯，并且是为了请求法共游击队营救其在法国坠机的儿子时，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也感到了极大的意外。
美国的大资本家，向法共求助？这本身就充满了讽刺意味。而当特纳毫不掩饰地表示“任何代价都可以接受”时，多列士立刻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桩营救任务，更可能是一个为战后法国政治格局谋取有利条件的绝佳机会。
“史密斯先生，” 多列士的声音透过嘈杂的电流传来，带着一种谨慎的试探和革命者特有的冷静，“我理解您作为父亲的焦急心情。我们法国的抵抗战士，包括我们法共的同志们，一直致力于帮助所有反法西斯盟友，包括不幸落入敌占区的盟军人员。” 他先冠冕堂皇地说了几句。
特纳 没时间听他绕圈子：“多列士先生，我需要您的组织立刻行动，在诺曼底卡朗唐至圣梅尔埃格利斯之间区域，寻找并营救一名叫理查德·史密斯的美国空军少尉，以及他的机组成员。我会提供一切你们需要的资金、物资，通过你们指定的渠道。说出你的条件。” 他直奔主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显然在权衡。然后，多列士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语气变得清晰而坚定，提出了他的政治条件：
“史密斯先生，营救反法西斯战士是我们的责任。但既然您如此坦诚，我也直言不讳。要动员我们最精干的力量，在德军重兵布防的诺曼底中心地带进行这样高风险、高难度的营救行动，我需要确保，我们的付出，能为法国人民带来更长远的利益。”
“第一，我希望美国及其盟国，在战后对待法国时，不要像对待一个战败国那样进行羞辱性的分区占领或过度管制。法国是遭受侵略的战胜国，应该享有完整的主权和尊严。”
“第二，美国不应干涉法国内政，特别是战后法国的政治重建进程。法国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和政府。”
“第三，” 多列士的声音加重了，“我恳请，或者说要求，美国不要支持夏尔·戴高乐将军及其‘自由法国’运动，在未来法国的政治安排中占据主导地位。军队的职责是解放祖国，而不应该过度参与甚至主导政治。这一点，我相信史密斯先生能够理解。”
站在特纳旁边，同样在分机旁听的修斯 听到这些条件，倒吸一口凉气，用口型对特纳说：“他疯了！全是政治条件！我们是商人，不是罗斯福！” 这简直是要美国改变对欧政策，直接介入法国战后的权力斗争，而且是站在法共一边反对戴高乐！
特纳 的脸色也阴沉下来。多列士的条件非常苛刻，直指战后欧洲格局的核心。但他没有立刻拒绝。他需要时间，但不是为了讨价还价，而是为了思考如何回应，既能稳住多列士，让他立刻派人去救理查德，又能不把自己和美国政府彻底绑在法共的战车上。
几秒钟的沉默后，特纳开口了，他的声音恢复了惯有的冷静和算计：
“多列士先生，您提出的问题，有些涉及盟国间的战略协定，并非我一个商人可以完全承诺。” 他先撇清自己的直接责任。
“不过，关于您的条件，我可以这样回应：”
“第一，关于战后法国的地位。据我所知，在最近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斯大林元帅已经达成共识，法国将作为战胜国参与对德占领及战后欧洲事务。将其视为战败国进行羞辱性对待，并不符合盟国共同利益。这一点，您或许可以更直接地向莫斯科方面确认。” 他巧妙地将球踢给了苏联。
“第二，不干涉内政。美国的外交传统是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只要法国未来的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符合法国人民的意愿，我相信美国政府不会有兴趣也无权进行干涉。”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是承诺（不武力干涉），也保留了承认“民主选举”结果这一前提——而选举结果，谁又能预料呢？
“第三，关于戴高乐将军。” 特纳顿了一下，这是他最需要小心处理的一点。“我必须澄清，美国政府，至少就我所知，并未公开宣布支持戴高乐将军作为战后法国唯一的政治代表。戴高乐将军的‘自由法国’运动，更多地是与英国政府合作。如果您对英国方面的政策有疑虑，或许应该与伦敦方面进行沟通。至于美国的立场，我会将您的关切转达给华盛顿的…相关人士。”
他再一次将矛盾引向英国，同时暗示自己可以“传话”，但绝不承诺“说服”。
旁边的修斯 听完，脸上露出叹服的表情，低声用口型说：“高，实在是高！” 特纳这番回应，既没有断然拒绝多列士（避免对方立刻撂挑子），又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可能给美国和他自己带来麻烦的承诺。
他把战后法国地位问题推给了三巨头协定，把不干涉内政包装成美国传统，而最敏感的戴高乐问题，则直接甩锅给了英国！既安抚了多列士（表示听到了你的要求，且部分要求是合理的），又给自己留足了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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