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雅尔塔，利瓦季亚宫
会议紧张而艰难。丘吉尔 对斯大林在东欧的意图充满疑虑，言辞激烈；斯大林 则寸步不让，强调苏联的牺牲和“缓冲区”的必要。罗斯福夹在中间，身体每况愈下，但精神却高度集中。他不再是那个精力充沛的“船长”，而是一个精于算计、力求实效的“调停者”兼“交易者”。
他一次次按下躁动的丘吉尔，不让他与斯大林发生不可挽回的争吵。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许多要求——在远东的权益、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力、联合国的否决权机制——罗斯福权衡再三，最终做出了重大让步。他的核心逻辑简单而残酷：减少美国小伙子的伤亡，尽快结束战争。 原子弹虽然即将成型，但尚未经过实战检验，对日作战预计仍将惨烈。用一些遥远的、在他看来并非美国核心利益（如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东欧的政治格局）的让步，换取苏联对日参战的承诺，从而让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免于在进攻日本本土的血战中牺牲，这在他看来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至于中国的利益？罗斯福内心是失望且无奈的。“44年（指豫湘桂大溃败）这种局势都能打成那个样子……” 他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已失去信心，对蒋介石政府的能力和腐败深感疑虑。他无法，也不愿为了一个在他看来短期内无法成为可靠盟友的虚弱大国，去过度挑战强势且展现出惊人战争韧性的苏联。相比之下，苏联红军在东线战场上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一路摧枯拉朽的表现，更让罗斯福确信，战后的世界必须给予这个庞然大物应有的地位和势力范围，哪怕这意味着牺牲他曾在开罗会议上对中国做出的某些模糊承诺。
精疲力竭的谈判后，《雅尔塔协定》最终签署。罗斯福用他最后的政治资本和健康，换取了一个他自认为能保障美国核心利益、维持大国合作（至少表面如此）、并尽快结束战争的框架。他拖着几乎油尽灯枯的身体返回美国。
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
签署雅尔塔协定后仅仅数周，1945年4月12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领导美国度过大萧条和最惨烈战争、并试图塑造战后世界的巨人，因脑溢血在温泉小屋中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举国哀悼，世界震动。
在加利福尼亚的庄园里，特纳·史密斯 通过收音机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站在书房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太平洋的方向，手中端着一杯威士忌，沉默良久。他没有普通人那般强烈的悲伤或缅怀，更多的是对时代更迭的冷静评估。
罗斯福，那个曾经需要他支持又需提防他的强人，那个用“新政”和战争整合了国家力量、也限制了他们这些巨头过分膨胀的总统，终于走了。他代表着一种国家主义、政府强力干预的时代。他的离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一个被原子弹阴影笼罩、被雅尔塔协定初步划分、但远未定型的崭新世界。
特纳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锐利光芒。束缚减少了，机会增多了。原子弹即将量产，全球重建的需求迫在眉睫，美苏之间隐约的裂痕已然出现……
“新时代……来临了。” 他低声自语，声音里没有感慨，只有冰冷的、充满野心的期待。属于罗斯福的“美国世纪”上半场结束了，而下半场，将是他们这些掌握着资本、技术和 now —— 毁灭性武器——的工业与军事复合体，在全新的、更残酷的棋盘上博弈的开始。雅尔塔的墨水未干，波茨坦的会议已在酝酿，而特纳·史密斯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他们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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