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允鹤拉着小宋坐到旁边的木椅上，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一次性纸杯，倒了杯温水递给他：“先喝点水，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他能感觉到小宋的手还在微微发抖，想来这一路，这小子肯定没少担心，也没少跑冤枉路。
小宋接过水杯，双手捧着，喝了一口，才慢慢平复下来。他眼眶红得像兔子似的，鼻尖也泛着红，语速飞快地说：“覃哥，昨天下午你们运销公司的周副经理，还有一个瘦高个业务员，去我们厂里了。那个瘦高个我见过一次，上次跟你一起去送过合同，好像姓刘，说话有点结巴——就是一九八九年夏天跟你去我们厂签下半年供货合同的那个。”
“周明远？”覃允鹤皱起眉，心里咯噔一下，隐约猜到了什么。
“对，就是他！”小宋点了点头，语气更急了，“他跟我们王总说，你被双规了，还说你贪污了一百万元，证据都被检察院搜走了，账本、银行流水都有，可能要判重罪，甚至……甚至死刑！”他说到“死刑”两个字时，声音明显顿了一下，眼睛里满是难以置信，像是不敢相信自己说的话。
“王总怎么说？”覃允鹤问，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杯子——杯子是招待所的搪瓷杯，上面印着“一九八六年红旗招待所留念”，杯把上有个小缺口。
“我们王总根本不信！”小宋提高了声音，“他跟周副经理说‘你别在这胡说，覃允鹤不是那种人，肯定是有误会’，还把他轰走了。后来王总跟我说‘小宋，你去北服公司找找覃经理，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他有难处，咱们厂里也能帮衬一把’——王总还说，当年一九八八年他刚当总经理，厂里资金紧张，是你主动延后了三个月回款，帮厂里渡了难关，你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小宋接着说：“我早上七点就出门了，骑电动车去北服公司，问遍了运销部的人，张姐、小李都不肯说你在哪，我在门口蹲了快一个小时，后来还是传达室的王大爷偷偷告诉我，说你在这儿配合调查。我坐3路公交车过来，又问了好几个路人，才找到这个招待所。没想到真的见到你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他说着，又激动起来，双手在腿上搓了搓。
覃允鹤听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又闷又沉。他没想到周明远为了抢他的位置，竟然不惜编造这种谣言，连“死刑”都搬出来了，也太狠了。他压下心里的火气，拍了拍小宋的肩膀：“让你们王总和厂里的人担心了，是我不好。你放心，我没做过亏心事，肯定能把事情说清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就像一九八九年那次，咱们一起应对煤价上涨，不也挺过来了吗？”
小宋用力点了点头：“我就知道覃哥你不是那种人！等我回去跟王总说，他肯定高兴！”
晚上，覃允鹤跟李建国打了声招呼，想请小宋在招待所的餐厅里吃顿饭。李建国一听，笑着说：“应该的，都是朋友，别这么客气。正好我晚上也没什么事，陪你们坐会儿。”
餐厅就在招待所一楼，总共就四张桌子，桌面是深色的木质，上面铺着红色的塑料桌布，桌布上还有几块洗不掉的油渍——那是一九八八年春节时，招待所聚餐洒的菜汤，洗了好几次都没洗掉。说是请客，其实也只是比平时多加了两个菜——一盘红烧肉，一盘炒花生米。
红烧肉是食堂师傅老张特意留的。老张跟李建国是老相识，在招待所食堂干了十几年，知道覃允鹤这些天没怎么好好吃饭，特意选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用酱油、冰糖慢炖了半个多小时，炖得软烂入味，筷子一夹就能分开，上面撒了点葱花，油亮亮的看着就有食欲。老张端上来的时候，还悄悄跟覃允鹤说：“覃经理，多吃点，补补身子，别跟自己过不去——这肉是今天早上刚买的，新鲜着呢。”
炒花生米是用盐和八角一起炒的，颗颗饱满，没有一颗坏的，嚼在嘴里香脆，是下酒的好小菜。一瓶二锅头，瓶盖已经拧开了，倒在搪瓷杯里泛着清亮的白光，
李建国陪着坐了一会儿，聊了些招待所里的琐事，比如“最近住的人少，院子里的草都快长疯了，下周得找个人来除”“老张的孙子下个月要上小学了，他最近正忙着找学校，到处托关系——那孩子是一九八五年生的，跟我家小孙女同岁”，没提一句查账的事，怕扫了兴。聊了十几分钟，他就借口“还有文件要整理”，起身走了，特意把空间留给他们俩。
小宋端着搪瓷杯，手指在杯沿上摩挲着，还是忍不住问：“覃哥，检察院每天都问你什么啊？他们有没有为难你？你啥时候能回去上班？我们厂里还等着跟你签新的供货合同呢，王总说就信你，别人来谈不放心——上次一九八九年签的合同，到现在都没出过岔子。”
覃允鹤拿起搪瓷杯，跟小宋的杯子碰了一下，“叮”的一声脆响。他看着小宋担忧的眼神，淡淡地说：“没问什么特别的，就是核对账目，有时候会问一些业务上的细节，比如哪笔货发了多少，回款有没有到账。他们也没为难我，就是规矩多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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