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接着说:“我当时跟总经理汇报过,还写了书面申请,把市场行情、客户情况都写清楚了,申请降价5元,保住这个客户。总经理看了之后,也同意了,签了字——那份申请现在还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您可以找出来看看。”
覃允鹤一边说,一边指着堆在桌上的档案盒:“相关的汇报记录和合同都在那个标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蓝色标签档案盒里,第36页,上面还有总经理的签字和日期,错不了。”
办案人员按照他说的,果然在蓝色标签的档案盒里找到了对应的记录,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清晰,总经理的签字也很明显。时间久了,办案人员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严肃紧绷、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慢慢变得有些松动。有时候查完账,他们还会跟覃允鹤聊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有次快到中午时,负责核对一九八八年账目的小李——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姑娘,脸上还带着几分青涩,胸前别着的工作证是一九八九年刚发的——看着手里的奖金发放表,笑着说:“覃经理,你们公司前几年效益挺好啊,看奖金记录不少,比我们这强多了。一九八八年你们还发了年终奖,每个人都有五千多吧?”——一九八八年的账目,也是此次彻查中需核实的重要年份之一,奖金发放情况是当时公司效益的直接体现。
覃允鹤笑了笑,点了点头说:“那年行情好,全国煤炭需求大,价格也高,公司赚了不少,老板高兴,就给大家多发了点奖金。不过这两年行情又不行了,需求降了,价格也跌了,去年年终奖才发了三千多——比一九八八年差远了。”他没多说什么,心里却在琢磨: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了,老婆有没有按时去医院检查身体——她从一九八七年就查出有高血压,得定期复查;儿子的期中考试成绩好不好——儿子上初三,是一九八一年生的,明年就要考高中了,学习压力大,他走之前还答应儿子,等他回来陪他去买新款的运动鞋。
他已经快一个月没见到家人了,每次打电话,都只能在办案人员的监督下说几句“我没事,你们别担心”“照顾好自己”,就匆匆挂了电话。有一次,儿子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他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却只能强忍着说“快了,等爸爸忙完就回去”,挂了电话后,他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想起儿子一九八八年在他生日时送的手工贺卡,心里满是愧疚。
每天晚上,覃允鹤躺在招待所的硬板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忽明忽暗的吊灯,都难以入眠——那盏灯是一九八四年安装的,开关早就不太灵,有时候会自己闪两下,像在跟他作对。他回想起自己刚进公司的时候,一九八六年,与业务员跑市场,冬天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去煤矿拉煤,耳朵冻得通红,手冻得握不住方向盘;夏天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去客户厂里送单据,衬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留下一圈圈汗渍——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启了运销经理的职业生涯,也成为此次查账的起始时间点。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签下大额合同的时候——那是一九八六年跟红星钢铁厂的第一笔合作,签了五千吨煤,虽然不太多,却是他跑了十几次才谈下来的。那天他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跟老婆聊了半宿,说“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他还想起自己提拔为运销公司经理后,一九八六年,跟团队一起攻克难关,有次为了赶运输,大家一起在火车站盯了三天三夜,终于按时把煤发运出去,客户特意送了面写着“诚信为本”的锦旗,挂在公司的荣誉墙上,至今还很鲜艳。
这些回忆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等调查结束,还自己一个清白,也对得起家人和客户这么多年的信任。
好在李建国时常会过来跟他聊聊天,有时候带点家里腌的咸菜——是李建国老伴一九八九年秋天腌的,咸香可口,配馒头吃正好;有时候拿本旧书给他看,大多是历史类的,书页都卷了边,是一九八〇年出版的,一些内容,于当下形势格格不入,也不过是让他打发时间。老张师傅也总想着他,每次打饭时,都会多给他盛点肉,还会偷偷在他的饭盒里放一个煮鸡蛋,说:“覃经理,多吃点,补充点营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鸡蛋是我老家亲戚送来的,土鸡蛋,香着呢。”
这些温暖的瞬间,像黑暗里的光,一点点照亮他心里的阴霾,支撑着他熬过那些难熬的日子。
终于,在第四十五天的下午,张科长拿着一份调查报告,找到了覃允鹤。他的表情比之前温和了许多,没有了之前的严肃,眼神里还带着几分歉意。他把报告递过去,说:“覃允鹤,经过我们四十多天的彻查,确认你在经营运销公司期间,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二年,所有账目清晰,收支合理,每笔款项都有对应的合同、凭证和签字,没有任何贪污、挪用公款的行为。你可以回去了。”——这份报告明确了彻查的完整时间范围,也为这场持续四十多天的调查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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