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韩府那场惊心动魄的“驱邪”诊疗之后，胡老扁在上海滩的声名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以往，人们称他“神医”，多是敬佩其医术精妙，能治常医不能治之顽疾怪症。而经此“古钟冤魂”一事，他的形象在许多人心中已近乎“半仙”，仿佛真有沟通阴阳、化解宿怨之能。前来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一些因心神不宁、疑神疑鬼而前来求助的富贾名流，胡老扁皆以寻常医药辅以心理开导应对，再未动用过那般惊世骇俗的手段。他深知，医者之本，仍在精究方术，济世活人，而非炫奇弄巧。
然而，就在胡老扁沉浸于医道钻研，试图将“幻境求真”中所悟之心法融会贯通于日常诊疗时，一股无形而又无比沉重的阴影，正从北方迅速蔓延而来，逐渐笼罩了整个华夏大地。
起初，是报纸上日益增多的关于东三省局势的报道，字里行间充斥着“冲突”、“摩擦”、“抗议”等字眼，气氛日渐紧张。茶馆酒肆里，人们交头接耳，传递着一些真假难辨的消息，忧心忡忡。随后，往来于平津与沪上的客商、学子带来的消息越发不容乐观，言及日军演习频繁，咄咄逼人，山雨欲来风满楼。
胡老扁虽是一介医者，却也并非不同窗外事。他每日诊病之余，必会翻阅报纸，眉头随着时局报道而越锁越紧。他那颗历经世事、洞察人情的医者之心，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远比韩夫人体内冤魂执念更为庞大、更为暴戾、也更难化解的“病气”——一种属于国家民族、即将爆发的沉疴痼疾与血光之灾。
这一日，已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七月。天气闷热异常，蝉鸣聒噪，让人心浮气躁。胡老扁刚送走一位因暑热导致旧疾复发的老人，正坐在诊桌前稍事休息，擦拭着额角的细汗。忽然，街面上传来一阵异常急促且响亮的报童叫卖声，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慌：
“号外！号外！北平城外卢沟桥爆发大战！日军炮轰宛平城！二十九军奋起抵抗！”
“惊天消息！日本人动手了！全面开战啦！”
这喊声如同晴天霹雳，瞬间炸响了整条街道，也穿透了胡老扁医馆那扇虚掩的木门。
胡老扁擦拭的手猛地一顿，金针差点脱手。他霍然起身，几步抢到门口，一把拉开大门。只见街面上已是一片混乱，行人纷纷驻足，争相抢购号外，读过报纸的人无不面色惨白，或怒骂，或叹息，或惶然无措。一种巨大的、恐慌的、悲愤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闷热的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来。
他也买了一份号外，薄薄的纸张上，黑色的铅字触目惊心：“**七七事变**”、“**卢沟桥**”、“**全面抗战**”……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击在他的心头。
尽管早有预感，但当这最坏的消息真的传来时，胡老扁依然感到一阵眩晕，胸口仿佛被巨石堵住，呼吸艰难。他行医半生，救人无数，自问能调理人体内阴阳五行之乱，能化解人心头郁结痴缠之念，可面对这国家肌体上骤然崩裂的、深可见骨的巨大创口，面对这即将席卷而来的、由钢铁与火焰构成的“瘟疫”，他手中的金针、药匣里的草木，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一种深沉的无力感，夹杂着对这片土地和其上生灵命运的深切忧虑，瞬间攫住了他。
接下来的日子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如同不断恶化的病势，一步步将国家推向深渊。平津相继沦陷，报纸上开始出现“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等报道，战争的机器彻底开动，再也无法逆转。
上海的气氛更是紧张到了极点。虹口、杨树浦一带的日本驻军频繁调动，军舰在黄浦江上游弋，虎视眈眈。租界当局也加强了警戒，铁网、沙包随处可见。有钱人家开始纷纷收拾细软，准备南逃或避入租界深处。市面萧条，物价飞涨，一种末日将至的恐慌笼罩着这座昔日被称为“东方巴黎”的繁华都市。
胡老扁的医馆依旧开着，但前来求诊的病人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多了许多因恐慌、焦虑导致失眠、心悸、食欲不振的市民，也偶尔会有一些从北方逃难而来、带着一路风尘与惊惧的难民，前来求取一些治疗水土不服或是安抚心神的药物。胡老扁来者不拒，悉心诊治，不仅施医赠药，更多了几分温言安抚。他知道，此刻，医者能做的，不仅仅是治疗身体的病痛，更要尽力安抚这些在时代洪流中飘摇惊惧的灵魂。
八月九日，发生了“虹桥机场事件”，中日双方军队对峙，剑拔弩张，战争的引线已经燃烧到了尽头。
八月十三日，清晨。
胡老扁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准备开馆应诊。然而，他刚打开医馆大门，就听到从北面、东面传来一阵沉闷而持续的轰鸣声，那不是雷声，而是——炮声！
紧接着，是更加密集如同爆豆般的枪声，其间夹杂着爆炸的巨响。声音由远及近，仿佛就在苏州河对岸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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