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达成，尘埃落定。苗寨西头那几栋闲置的吊脚楼，很快被打扫出来。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相对安稳的“家”。
胡老扁、王雷、柱子、红牡丹、山猫、地鼠（仍需休养）以及赵铁柱留下的八名战士，连同两副担架和一些简陋家当，正式在这里安顿下来。
“家”有了，但“扎根”远非几间空房那么简单。在敌后生存，尤其是要在苗汉文化交织、日军触角若即若离的复杂地带站稳脚跟，需要的是全方位的经营与渗透。王雷和胡老扁分头行动，如同老树的根须，向着土壤深处和四周悄然蔓延。
胡老扁的首要任务，自然是养伤与深化“药盟”的医疗内核。他的外伤在龙阿婆的草药和自身调理下日渐好转，但元气亏损、心脉旧伤的隐患，仍需时日慢慢温补。每日清晨，他都会在溪边打坐调息，练习那套导引术，感受着苗山纯净的灵气缓缓滋养己身。
更多的时间，他泡在了龙阿婆的药楼里。这是一场跨越语言和传统的医学对话。龙阿婆的“医术”更接近古老的“巫医”传统，注重经验传承、万物有灵和“气”的直观感应。她的药柜里没有明确的“性味归经”标签，只有一代代口耳相传的苗语名称和对应病症。但她对每一味草药的生长环境、采集时节、配伍禁忌、乃至炮制火候，都有着近乎本能的精准把握。
胡老扁则带来了相对系统（尽管也饱含经验）的中医理论框架，以及应对日军化学毒剂的初步思路。两人通过岩虎（已能下地走动，对胡老扁感激涕零，自愿充当翻译和助手）磕磕绊绊地交流。
胡老扁拿出从黑风隘带出的、用蜡封存的微量毒物样本（极其小心地保存着），向龙阿婆描述中毒者的症状：萎靡、嗜睡、皮肤溃烂、神经抽搐、脏器衰败。龙阿婆仔细听着，时而凑近那蜡丸（绝不打开）轻嗅，眉头紧锁。
“阴毒，沉疴，坏血，伤魂。” 龙阿婆用苗语词汇描述着她的感知，岩虎尽力翻译着，“像最阴湿的沼泽里泡了百年的腐木发出的毒，又像被雷火劈过、怨气不散的树精作祟……不是山里自然生出的毒。”
她翻找出几样压箱底的“奇药”：一小块颜色漆黑、入手极轻、有焦糊味的雷击木心炭；一团颜色暗红发褐、干硬如石、散发着陈年土腥与奇异甜香的百年棺材菌（据说是从深山洞葬的古老棺木上采得）；还有几株叶片呈暗紫色、脉络如血、生长在背阴绝壁上的还魂草（苗语叫“嘎依娜”），据说有吊命奇效，但用量极其苛刻。
“这些东西，沾了天雷地火、生死阴阳的‘极’气。”龙阿婆摩挲着雷击木炭，眼神深邃，“按老辈人的说法，能镇邪祟，破阴毒。但怎么用，用多少，用在人身上是救命还是催命，没人试过对付你说的那种‘外毒’。而且，棺材菌和还魂草，极难得，我这点存货，是寨子传了三代的。”
胡老扁如获至宝，不敢有丝毫轻慢。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先从理论推演和极微量的体外试验开始。他与龙阿婆反复探讨这些“奇物”可能的作用机理（尽管语言不通，但通过病症和药性反推），尝试用中医的“阴阳”、“五行”、“升降浮沉”理论去理解苗医的“极气”、“镇邪”概念。
同时，他指导柱子，用极其微量的毒物样本（溶于大量净水稀释无数倍后），滴在新鲜采摘的草药叶片上，观察反应。又将微量雷击木炭磨成的粉、棺材菌的刮末、还魂草的榨取液，分别与稀释毒水混合，观察颜色、气味、沉淀物的变化。这些试验简陋而危险，但在缺乏现代实验室的条件下，已是他们能做的极限。
医疗研究的根，在小心翼翼的探索中向下扎去。而王雷，则在经营着另一条关乎生存与战斗的“根须”——情报与补给网络。
苗寨头领兑现诺言，派了两个机灵的苗家后生——阿木和岩沙，跟着王雷他们学习简单汉语和山外情况，同时也带领游击队员们熟悉周边地形、苗区风物和隐秘小路。王雷则以这两人为桥梁，开始构建一个以苗寨为中心、辐射周边零星苗汉村落和小型集镇的初级情报网。
他挑选了队伍里两名最沉稳、擅长交际的战士，由阿木和岩沙引路，装扮成收山货的汉人商贩或走方郎中，分批、分路线地走访周边村寨。他们的任务有三：一是宣传日军使用化学毒剂的暴行和简易防范、解毒知识（带着胡老扁编写的通俗小册子）；二是暗中打听日伪军的动向、兵力部署、物资运输路线；三是寻找可靠的、愿意以山货药材交换盐铁布匹等紧缺物资的渠道。
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且充满风险。周边村寨同样对外来者充满警惕，尤其是汉人。有些村寨甚至暗中与山外的日伪维持会有不清不楚的联系。王雷派出的“商队”几次遭遇盘查和冷眼，有一次还差点被当作奸细抓起来，幸得阿木和岩沙用苗语周旋，又亮出少量真正的药材（作为掩护），才得以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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