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之根，已被引出大半。再用清热托毒之药内服外敷，可保无虞。”龙阿婆平静地说，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她取来清水，将剩下的药渣洗去，又拿出另一种气味清香的淡绿色药粉撒在伤口上，用干净布包扎好。然后开了个简单的方子：蒲公英、紫花地丁、野菊花、甘草，让红牡丹去煎煮。
胡老扁和威尔逊看得目瞪口呆。这完全颠覆了他们对伤口感染处理的认知。那混合了脓血的药膏，像是一剂精准的“诱饵”或“导航”，将深层的、扩散的脓毒硬生生“吸引”、“拔除”到了体表排出。这是何等霸道而神奇的思路！
“阿婆……这‘虎杖拔毒’……”胡老扁忍不住想问个究竟。
龙阿婆摆摆手，不欲多言：“祖上传的笨法子，山里人没你们城里郎中讲究，命硬，就用猛药。知道多了，反而用不好。” 她收拾起东西，又回到火堆旁坐下，恢复了那种与世隔绝的沉默。
但这一手，彻底折服了所有人，包括心高气傲的威尔逊和米勒。他们意识到，在极端恶劣、缺乏现代医疗条件的战场上，这些源于古老生存智慧、看似粗糙甚至“不卫生”的土法，可能蕴含着直达问题核心的生命力。
战士的高热在服药后半夜开始减退，次日清晨，竟然恢复了神志，虽然虚弱，但已脱离险境。这消息让整个营地精神为之一振。
上午，岩鹰带着喜讯回来了！他们找到了当地的游击小组和乡亲！不仅带来了急需的粮食、药品（虽然不多，但很关键），还联系上了附近一支较大的游击队主力，对方正在赶来接应！
希望如同强心剂，注入了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午后，接应的游击队到了，足有百余人，领头的队长姓赵，是个豪爽的汉子。看到王雷他们带来的缴获物资、文件，尤其是那些从魔窟中救出的同胞和鬼子活体实验的铁证，赵队长激动得热泪盈眶，重重拍着王雷的肩膀：“老王！你们这是立了泼天的大功啊！捅了鬼子的肺管子了！”
有了生力军的加入和相对安全的区域，接下来的行程顺利了许多。几日后，他们抵达了游击队在山中的一处稳固根据地。
在这里，重伤员得到了真正像样的救治和安置。根据地的医生（也是中医为主，有少量西药储备）和胡老扁、威尔逊等人一起会诊，制定治疗方案。那些九死一生的重伤员，包括小陈和那个中毒战士，终于踏上了缓慢但稳定的康复之路。
获救的同胞被妥善安置，根据地的人民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他们，给他们温饱，听他们泣诉，帮他们慢慢走出噩梦。那个曾投掷燃烧包的男人，在一次根据地的控诉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亲身经历，激起了全体军民的冲天怒火和抗战决心。他和其他几个身体恢复较好、无家可归的同胞，坚决要求加入游击队，拿起枪，为死难的亲友报仇。
最重要的，是那些从“荣字1644”基地带出的文件资料。根据地的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专人（包括懂日文的米勒和几个学生）连夜翻译、整理、誊抄。随着一页页触目惊心的实验记录、配方数据、人员名单、甚至还有部分试验照片（极其模糊但能辨）被解读出来，日军进行系统性、大规模活体毒剂试验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
这些资料被制作成多份副本，通过地下交通线，火速送往后方更高级别的指挥机关和可能的国际渠道。王雷、胡老扁、威尔逊等人，也分别详细撰写了战斗经过和目击报告。
半个月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根据地为在哑泉和“荣字1644”基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追悼暨庆功大会。
会场设在根据地山谷中一片开阔的草地上，背靠苍翠青山，面对潺潺溪流。没有华丽的装饰，只有松枝扎成的牌坊，上面挂着白纸黑字的挽联：“捐躯赴国难，英魂铸山河”。下方，摆放着二十三块简陋的木牌，上面用刀刻着牺牲烈士的姓名（有些只知道姓氏或代号）。
全体根据地的军民，以及胡老扁他们这支历经血火归来的队伍，肃立在牌位前。阳光明媚，山风轻拂，松涛阵阵，仿佛天地也在为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默哀。
王雷作为代表，宣读了悼词。他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只是低沉而清晰地念出每一个牺牲战友的名字，讲述他们是如何倒下的。每念出一个名字，人群中就响起压抑的抽泣。胡老扁看着那些木牌，眼前仿佛又闪过那一张张或稚嫩、或朴实、或坚毅的面孔，他们永远留在了那片被毒焰侵染过的土地上。
“……他们走了，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王雷的声音陡然高昂起来，带着金石之音，“他们用生命摧毁了鬼子的毒魔巢穴，拿到了鬼子反人类的铁证，拯救了无数同胞！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外人所知，但在这片他们用热血守卫的山河里，每一寸土地都会记住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倒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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