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党校教学楼的多功能厅里，四块白板被推到墙边，桌椅被重新摆放成六个半圆形的讨论区。
今天是一次特殊的教学安排——跨班研讨，经济改革班和党建班的部分学员混合编组，共同分析一个复杂案例。
何尘走进多功能厅时，看到宋静宜已经在了，正和几位党建班的学员交谈。
她今天穿着浅灰色西装套裙，显得干练而优雅。
两人目光相遇，微微点头，没有过多交流——在公开场合，他们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各位学员，请按照屏幕上的分组名单就座。”班主任拿着话筒宣布。
何尘找到自己的名字：第三组，组长。组员名单里有宋静宜的名字，还有三位经济班的同学——李伟、孙涛，以及一位来自省国资委的处长；两位党建班的同学——一位是省委组织部的副处长，另一位是临州市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七个人围坐在一起，彼此介绍。省委组织部的副处长姓陈，四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说话谨慎：“何组长，今天听你指挥。”
“大家共同探讨。”何尘谦逊地说，“案例材料都看了吧？”
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厚厚的案例材料，标题是：“资源型城市‘煤城’转型发展困境与出路”。材料详细描述了一个虚构但高度现实的煤炭城市面临的问题：资源枯竭、经济下滑、失业率高、财政困难、干部士气低落……
“今天的任务是，”班主任宣布，“各组在三个小时内，讨论形成一份转型发展方案，下午两点开始汇报。方案要包括发展思路、重点举措、政策建议，特别是要回答两个问题：如何保障民生稳定？如何激发干部担当？”
计时开始。
何尘作为组长，先引导大家破题：“大家先说说，看完案例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李伟先开口：“典型的‘荷兰病’——资源产业一家独大，挤占了其他产业发展空间。转型是必然，但阵痛期怎么度过？”
孙涛点头：“我们江州也有类似问题，传统制造业下滑，新兴产业接不上。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就业——几十万矿工和家属，转产安置需要巨大投入。”
党建班的陈处长推了推眼镜：“我关注干部队伍问题。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干部容易产生两种倾向：要么不敢担当，畏难怕事；要么急功近利，乱作为。怎么激发干部的内生动力是个关键。”
宋静宜接过话：“我同意陈处长的看法。转型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治理能力问题。干部的理念、能力、作风跟不上，再好的方案也落不了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逐渐深入。何尘一边听，一边在白板上记录关键词：产业接续、就业安置、财政支撑、干部激励……
二十分钟后，何尘开始梳理思路：“我觉得我们的方案应该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底线思维，必须兜住民生底线，不能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群体性事件；二是系统思维，产业、就业、财政、干部要统筹考虑；三是长远思维，不能只解决眼前问题，要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基础。”
“那具体怎么分工？”省国资委的处长问。
何尘看了看组员：“这样，我们分两个小组同步推进。李市长、孙市长和我，重点研究产业路径和就业安置；宋部长、陈处长你们几位，重点研究干部激励和民生保障。一小时后我们合拢思路。”
大家同意，迅速分成两个小组。何尘这组围到窗边的桌子旁。
“产业接续是关键。”李伟摊开材料，“煤城有几十年积累，不能完全抛弃煤炭产业。我觉得应该走‘煤电化一体化’的路子，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但这是传统路径。”孙涛提出不同看法，“国家在压减煤炭产能，走老路可能越走越窄。我觉得应该借这个机会，彻底转型，发展新能源、新材料。”
何尘认真听着两种意见，在白板上画了个图：“也许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对现有煤炭产业进行技术升级、绿色改造，稳住基本盘；另一方面，利用国家政策机遇，布局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关键是找到结合点——比如，利用废弃矿区发展光伏电站，利用煤化工基础发展新材料。”
这个思路得到了李伟和孙涛的认同。三人接着细化：如何引进龙头企业，如何建设产业园区，如何培养本地配套企业……
另一边，宋静宜小组的讨论也很热烈。
“干部激励不能光靠思想工作，要有制度设计。”陈处长说，“我建议建立转型发展专项考核，把任务完成情况与干部提拔任用、绩效奖励直接挂钩。”
“还要容错纠错。”临州市的组织部副部长补充，“转型是探索，难免有失误。要明确哪些错误可以宽容，哪些红线不能碰，让干部敢闯敢试。”
宋静宜边记录边思考：“我觉得除了激励和容错，还要有能力提升。很多干部不是不想干，是不会干。应该建立专题培训机制，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学习，或者请专家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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