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结束演讲时，台下静默了两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何尘看到，前排的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在鼓掌，几位党校领导在点头，同学们更是掌声不断。
提问环节开始。第一个问题来自一位学员：“何市长，您提到‘敢于碰硬’，但如果碰到的‘硬’来自上级或者更高级别的领导，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尖锐。何尘略作思考：“我认为，第一要坚持实事求是，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第二要讲究方式方法，该汇报的汇报，该沟通的沟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只要我们做的事情符合中央精神、符合群众利益、符合法律规定，就应该有底气。当然，具体操作中要智慧，但原则不能丢。”
又一个问题：“您说干部不能成为利益的一部分，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干部本身就是从某个领域成长起来的，有天然的感情联系和人际网络，如何避免‘当局者迷’？”
“这就需要制度设计。”何尘回答，“比如干部交流制度，不能长期在一个领域工作；比如决策回避制度，涉及利益关联的要主动回避；比如监督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干部自身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经常问自己：我是在为谁工作？我在维护谁的利益？”
提问持续了二十分钟，何尘一一作答，思路清晰，不回避问题。论坛结束后，不少学员围过来交流。省委政研室副主任也走过来，和何尘握手：“讲得很好，有思想，有案例，有担当。你的讲稿能不能给我们政研室一份？我们正在做相关课题研究。”
“当然可以，感谢主任指导。”何尘说。
宋静宜在不远处等着，等何尘周围人少了才走过来，眼里闪着光：“讲得太好了。特别是最后那部分关于干部定位的论述，很有高度。”
“是大家的支持。”何尘谦虚道。
两人并肩走出礼堂。阳光正好，洒在校园的林荫道上。他们没注意到，在礼堂二楼的观察室里，有两个人一直看着论坛全过程。
“这个何尘，不简单。”一个中年男人说。
“确实不简单，”另一个人点头，“但有些话太直白了。利益固化、干部成为利益的一部分……这些话传到有些人耳朵里，会不舒服的。”
“要的就是这种不舒服。改革，就是要让既得利益者不舒服。”
两人相视一笑，转身离开。
下午没有课程安排，何尘在宿舍整理讲稿，准备发给省委政研室。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喂，您好。”
“何尘同志吗？”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声音，语气平和，“我是省委办公厅的老王。”
何尘心头一紧：“王主任，您好。”他知道这个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王为民书记的秘书之一。
“你今天讲得很好。”王主任说，“王书记让我转告你：保持这种思考和锐气，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改革需要智慧，也需要耐心。”
“谢谢王书记关心，我一定注意。”
“另外，”王主任顿了顿，“关于云城港务集团的事，省里已经收到报告了。王书记批示：依法依规处理，不管涉及谁，都要查清楚。但要注意工作方法，维护稳定。”
“明白，我们一定落实好王书记的批示。”
挂掉电话，何尘长舒一口气。省委书记的关注和支持，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但同时，压力也更大了——王书记的批示意味着，这件事已经进入了省委最高层的视野。
他正想着，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没有显示归属地。
“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经过处理的电子音：“何市长，讲得很好。但有些话，太直白了。小心祸从口出。”
说完，电话挂断了。
何尘握着手机，站在原地。这个匿名电话，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是威胁？是警告？还是善意的提醒？
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校园里很平静，学员们三三两两地散步、打球、交谈。但何尘知道，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晚上，何尘和宋静宜在操场散步时，说了匿名电话的事。
“会是谁？”宋静宜担忧地问。
“不好说。”何尘摇摇头，“可能是利益相关方，也可能是……想看我反应的人。”
“你要不要向组织报告？”
“暂时不用。”何尘说，“只是一个匿名电话，没有实质内容。但如果再有，我会报告。”
宋静宜握住他的手：“何尘，我突然有点担心。你今天的演讲，等于公开表明了你的立场和态度。支持你的人会更多，但反对你的人也会更明确。”
“我知道。”何尘握紧她的手，“但有些话，总要有人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做。如果因为担心就不说、不做，那改革怎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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