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都三年的盛夏，在洛阳宫阙连绵的殿宇与街市坊巷间，缓慢而黏稠地流淌着，仿佛连时光都被这灼人的暑气蒸得迟滞了。
自那场雷厉风行、震动朝野的人事大调整尘埃落定，已过去月余。紫宸殿前丹陛玉阶上的血迹早已被无数次雨水冲刷干净，新补栽的松柏在烈日下显出倔强的青翠。
然而，朝堂之上的空气，却并未如许多人最初预想的那般，在清除了“逆党”、擢拔了“贤能”之后，立刻变得澄澈通透、万众一心。
恰恰相反，一种新的、更为微妙复杂的张力，正在这看似焕然一新的权力架构中悄然滋生、蔓延，如同冰层下的暗流，表面平静，内里却漩涡暗涌。
新的格局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必然伴随着新的摩擦。
那些被破格提拔、一步登天的寒门官员与新锐士子，如同注入古老肌体的新鲜血液，带着蓬勃的朝气、锐意进取的冲动，以及亟待证明自身价值、回报知遇之恩的迫切。
他们大多年轻，经验或许不足，但思维活络，敢于任事，对李贞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抱有极高的热情与执行力。
无论是精简机构、清查田亩、改革税赋，还是整饬边防、鼓励工商。他们渴望打破陈规，建立事功，在这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大展拳脚。
而另一面，是那些历经风波得以留任，或虽被轻微调整但根基犹在的旧臣。
他们之中，固有见识卓越、顾全大局的栋梁，但亦有相当一部分，或是出身高门、观念已趋保守的世族代表，或是浸淫官场多年、深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存之道的“老成”之辈。
面对这些骤然闯入、占据要津、言必称“革新”、“效率”的“后生小子”，他们心中五味杂陈。有人不屑，认为这些人根基浅薄，举止毛躁，不通世务。
有人不安，担忧自身地位与利益受损，熟悉的游戏规则被打破；更有人隐隐怨望与抵触，对自身权威的失落，对“骤贵”者的嫉羡，以及对这场变革本身或明或暗的疑虑。
新旧之间，理念的差异，行事风格的冲突，乃至深层利益的触碰，在日常政务的每一个细节中悄然发酵，终有一日会爆发出来。
这一日的常朝，议题是审议工部与户部联合拟定的、关于改革江淮至洛阳段漕运管理的新章程。
此章程由新任工部水部司郎中、出身寒门、以精于算学和水工着称的赵文振主笔，旨在革除漕运多年积弊，如运丁盘剥、仓吏贪污、运输损耗巨大等，提出了“定量承包、分段负责、严核损耗、优奖罚劣”等一系列颇为激进的措施。
章程甫一念完，新任户部右侍郎柳如云便出列表示支持，她以商会运营经验为例，力陈此章程若能严格执行，每年可为朝廷节省漕粮损耗及浮费不下二十万贯，并大大提高转运效率。
数位新晋的御史、郎官也纷纷附和，认为此乃利国利民、堵塞贪腐之源的好法子。
然而，反对之声随即响起，且异常激烈。领头的是留任的户部尚书、出身博陵崔氏、年过五旬的崔敦礼。他须发已见花白，面容清癯，此刻却因激动而满面通红。
“荒唐！此议万万不可！”崔敦礼声音洪亮，带着久居上位的惯常威势与毫不掩饰的愠怒，“漕运乃国脉所系，牵涉沿河数十州府，百万生民！岂可如商贾贩运般，搞什么‘定量承包’？
运丁、仓吏，皆是世代以此为生，熟悉水文地理，岂能轻易更张？此议看似节省，实则动摇根本！
一旦施行，沿途州县必然动荡，刁民猾吏趁机作乱，漕粮若有延误或缺损，谁来承担？是你赵文振，还是你柳侍郎？！” 他最后一句，已是直接点名，语气极为不善。
赵文振年轻气盛，闻言当即出列反驳，言辞同样犀利：“崔尚书！正因为漕运乃国脉，才更需革除积弊！所谓‘世代以此为生’，正是盘根错节、贪墨成风的根源！运丁苦，仓吏肥，朝廷损，此乃众所周知！
下官所拟章程，正是要打破这僵化旧例，明确权责，使能者得赏，惰者受罚，贪者严惩！岂能因惧‘动荡’、怕‘承担’，便因循苟且，坐视国帑流失，民怨滋生？！”
“黄口小儿！你懂什么漕运实务？纸上谈兵！”崔敦礼厉声呵斥，“沿河情势复杂，天时水文，人心向背，岂是你几道算式、几条章程所能囊括？贸然改动，必生大乱！你这是要祸乱国本！”
“下官是不如崔尚书‘懂’！”赵文振也火了，语带讥讽，“下官只知，去岁清点洛阳太仓，账面与实存竟差十五万石！
漕粮自江南至洛阳，官方定损不过百分之一二，然实际损耗历年皆在百分之五以上！这些‘损耗’，进了谁的囊中？
崔尚书执掌户部多年，莫非不知？还是…知而不言，言而不究？！”
这话已是相当尖锐，直指户部乃至整个旧有漕运体系的贪腐无能。崔敦礼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赵文振：“你…你血口喷人！竖子安敢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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