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灯的光晕在裱糊铺的土墙上晕开，暖黄的光把老者的影子拉得老长，贴在斑驳的墙面上，像幅被岁月浸得褪色的旧画，边角卷着，却透着股说不出的厚重。他坐在炉边的竹椅上，指尖反复摩挲着那只“团圆”纸鸢的竹骨——竹骨被摩挲得发亮，带着点温润的包浆，指腹的老茧刮过竹节凸起的地方，发出“沙沙”的轻响，像秋风扫过干枯的荷叶，又像祖父当年用砂纸打磨竹骨的声音。
“我爹是余杭巷最后一个邮差，从宣统三年干到民国三十八年，整整四十五年。”老者的声音慢得像熬煮的老茶，每一个字都带着岁月的沉，“那时候送信全靠走，腿上的筋被磨得像短了半截，阴雨天就疼得钻心，却总跟我说‘送信的腿，得比风筝线还结实，不然念想就断在半道上了’。”
苏晚手里端着刚沏好的热茶，茶碗是粗瓷的，边缘有个小豁口，是裱糊铺的老物件。她把茶碗递到老者面前，水汽袅袅升起，漫过他满是皱纹的脸，那些沟壑纵横的纹路里，仿佛藏着大半个世纪的风雨，藏着无数个在雨中奔波的清晨与黄昏。
她忽然想起奶奶生前说的话，奶奶坐在临安北的花墙下，手里攥着半块烧焦的诗帕，眼神飘向钱塘的方向：“当年总在花墙下收到匿名的纸鸢，每只风筝的线轴上都缠着根红绳，打个同心结，你爷爷说那是他认得的记号，怕我拿错了别人的风筝。”苏晚的目光落在老者带来的纸鸢尾巴上——那根褪色的红绳正随着穿堂风轻轻晃，结扣的打法，与奶奶说的一模一样，绳头还留着点磨损的毛边，像被人反复摩挲过。
“沈先生第一次找我爹寄风筝，是民国十年的清明，那天的雨跟今天似的，黏糊糊的，下得人心里发潮。”老者呷了口热茶，茶梗在杯底打着转，沉不下去，“他抱着只沙燕风筝站在邮差铺门口，青布长衫的下摆全湿了，贴在腿上，却把风筝护在怀里，用油纸包了三层，严严实实的，连个角都没露出来。”
老者放下茶碗，指尖在竹椅扶手上轻轻敲着，像是在回忆当年的细节：“他跟我爹说‘这风筝得走水路，让它沾点钱塘的潮气，阿鸾才认得’。我爹说水路远，得绕七天七夜，风筝怕被水泡坏，劝他换个结实的盒子装，他却摇头，说‘纸鸢要透气，沾了潮气才有江的味，阿鸾一闻就知道是我寄的’。”
一
老者的手指在纸鸢的翅膀上轻轻划着，像是在描摹当年的“北”字。“我爹总念叨，沈先生是个‘痴人’，天底下少见的痴人。”他的嘴角牵起点笑意，眼里却藏着点酸，“那时候余杭巷到临安北的陆路早被战火断了，走水路得绕经三四个码头，还要过日军的关卡，寄东西十有八九会丢。可沈先生偏要寄风筝，说‘纸鸢轻，能飞过烽火，字重，能压得住风浪’。”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我爹劝他‘不如写信，字比风筝结实，就算丢了，也能再写一封’，他却红了眼，说‘阿鸾不认字，只认我画的沙燕，只认我写的‘北’字，换了别人的字，她不认’。”
沈砚之从背包里翻出祖父的航海日志，牛皮纸的封面已经磨得发亮，他小心翼翼地翻开，找到民国十年清明那页——上面画着只小小的沙燕风筝，翅膀上用红笔标着个“北”字，旁边用铅笔写着行小字，字迹娟秀，是祖母的笔迹：“阿鸾爱啃临安北的桃干，见‘北’字便知是我，见沙燕便知我平安。”
纸页被水洇过，墨迹晕成一片浅蓝，像那年钱塘涨潮时的水色，带着点咸湿的凉。沈砚之指着那行字，对老者说：“我爷爷确实说过，奶奶不认字，他就用风筝说话，沙燕是平安，‘北’字是方向，每只风筝都是一句‘我在，我很好，我在等你’。”
老者的眼睛忽然亮了，像蒙尘的灯被点亮，他凑过去看着日志上的画，连连点头：“对，就是这样！我爹说，沈先生每次来寄风筝，都要在风筝肚子里塞点东西——春天塞片刚摘的钱塘荷叶，夏天塞颗余杭巷的槐豆，秋天塞片晒干的栀子花瓣，冬天塞块炒得香的桃干，说‘让阿鸾闻闻味，摸摸物件，就当我去看她了，就当我陪她过了四季’。”
他说着，伸出手指，指着纸鸢翅膀内侧靠近竹骨的地方：“你看这里，有个极小的夹层，是我爹帮着缝的，用的是最细的棉线，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第一百只风筝里，塞的是半块胭脂，沈先生说，是阿鸾姑娘常用的那种‘女儿红’。”
苏晚的心猛地一跳，她找来一根细针，轻轻挑开夹层的棉线——线很细，一挑就开，指尖伸进去时，触到块冰凉的物件，小小的，椭圆形的，带着点脂粉的细腻。她小心翼翼地把东西掏出来，是半块胭脂，红得像凝固的血，又像钱塘江涨潮时的晚霞，边缘用小刀刻着个极小的“鸾”字，笔画浅得几乎看不见，却刻得极认真。
“这是奶奶当年用的那种‘女儿红’胭脂！”苏晚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眼泪在里面打转，“奶奶说，这种胭脂是泉亭驿的老字号，用栀子花粉和胭脂虫熬的，能留一辈子香，她当年就是用这种胭脂，涂在颊上，等爷爷从钱塘回来。”她把胭脂凑到鼻尖闻了闻，淡淡的栀子香混着脂粉的甜，与胭脂盒里的残香一模一样，像百年前的风，又吹回了裱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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