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联防队长为报杀父之仇，疯狂地举起了杀人刀，我沿江乡地下党支部书记沙纪申、乡队长谢坤等在内的十四名革命干群被关在蒋家大院内，爸爸知道后立即运动各保甲有关人员，动员了两百多人去匪联保所请愿、保人，又设法搬出匪联防队长的岳父出来说情，同时在敌人骑虎难下的当口，他假装路过干预了这事，终因沙、谢身份没有暴露而与其他群众一齐获释。
爸爸秘密地为我方武工队员医治创伤，为已暴露身份的我方干部、积极分子出具通行证，并以怀柔、攻心为名，发还了被查抄的我北撤干部家的布、家具和其他物资。匪区公所追要沿江乡田亩册，爸爸同沙纪申秘密研究后，重抄新册，减去了二千亩，大大减轻了地方群众的负担。匪区公所数次下令沿江乡筑据点、追收各种苛捐杂税，爸爸也阳奉阴违，能拖则尽量拖。
《临江火花》上刊登爸爸的革命斗争故事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掩护我方乡队长了。乡队长谢坤奉令砸沉我方军火船埋藏于谢庄大河中的事不知怎么的被敌人知道了，匪区长派区队长带了两人来找爸爸去抓谢坤，被爸爸冒险掩护并送走了，为此爸爸被关进了监狱，挨了打，撤了职，幸亏匪区长是爸爸的表哥，爸爸的婆婆哭着不依不饶，这才幸免一死。
这样的爸爸怎么可能变成历史反革命呢？
向河渠记忆中的爸爸一直是个好爸爸，光荣的革命斗争史固然使向河渠为有这样的爸爸而骄傲，日日常在的家庭生活以及所见所闻也始终在他的脑海中给爸爸下了“世上少有的好人”的结论。他从来没看见爸爸跟妈妈吵过一回架，而东头的姜家打起架来几乎是隔时辰不隔日子。每逢拿了工资回来，爸爸总是笑呵呵地对妈说：“哎，内政部长，二十八块钱，我吃掉三块钱的菜，买了四块六角四的饭票儿，两方水烟四角六，一打火柴两角钱，还有十九块七角交公，给你，啊—”。要商量个什么事儿总是没开口先带笑，说：“慧她娘，我想……”。
向河渠的小舅舅在南京工作，公公和大舅早已病故，婆婆靠两个舅舅两房表兄轮流赡养。虽说爸爸当个卫生院的院长，工资一向低，直到目前也才四十几块一个月，全家五个人吃饭，两个孩子上学，经济上并不宽裕，说起来让人难相信，当了几十年的医生连块手表也买不起，尽管这样也常将向河渠的婆婆接过来团聚，假如按天数算的话，婆婆在向家生活差不多每年有四分之一的天数，其实也就是承担了一个子女的养老义务，对此爸爸是乐而为之的，并且每回都是他去接。婆婆吃不动花生米，爸爸就用擀面杖将花生米擀碎，拌上红糖，让婆婆用汤勺舀着吃。
向河渠小时候是很淘气的，什么东西都要跟姐姐争，姐姐扫地他争条帚，姐姐挑猪草他争小锹，姐姐写字，他争铅笔，缠得姐姐什么也干不成，妈妈气得举手就打，要是让爸爸看见了，便不让打，还说什么“你就是军阀作风，要教育嘛。”爸爸爱孩子们，从来不打，但不溺爱，他以理服人，什么“融四岁，能让梨”呀之类的小故事常在没事的时候讲给孩子们听，使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爸爸是沿江一带有名的中医，上班时找他看病的人特别多，劳累一天下班了，还常常有人找到门上，这种时候爸爸总是来者不拒，有时听说什么地方有人病了，也会不等病人找上门来，就主动送医上门。有一回爸爸工休在家，适逢下雨，又是星期天，全家人团聚在一堂，妈妈提议裹馄饨，爸爸第一个赞成，正忙着呢，沙庄的张井奎肚子疼的在床上直打滚，家里人知道爸爸逢十休息，赶到向家，爸爸二话没说，立即撑起那把外面下大，里面下小的雨伞冲出门去，等他从沙庄回来，浑身上下已没有一块干斑了。
三年困难时期爸爸也得了浮肿病，公社成立了浮肿站，社长谢坤对爸爸说：“你去当浮肿站的头儿吧，既治自己的病，也治人家的。”本队的几个浮肿病人回家了，他这个浮肿头儿还是浮肿着。妹妹向霞不理解，妈妈说浮肿主要是饿的，是缺少营养，上面配了不少食品，爸爸都分给了别人，自己仍吃三合粉、豆腐渣。
爸爸走中西结合的道路，他虚心学西医，又诚心诚意地将中医技术向西医介绍，并在医院里、自家的自留地上种植中药。一次加工资，医院里有人为争名额上窜下跳，爸爸见名额有限，主动将自己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从而使连争带挤的那几个张口结舌。
爸爸从个人行医到组织联合诊所，到组建卫生院，从来都是积极响应着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走在人们的前面，为了救别人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这样的好爸爸怎么可能是历史反革命呢？
周兵的消息让向河渠十分震惊，本当立即赶回的，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所以去请教了曹老师。曹老师以自已亲身的经历对向河渠说：“这场运动谁也没搞过，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都不要匆忙下结论，要看，要分析，特别是事情牵涉到自己更要谨慎，千万不要冲动。”他说，“我被关进牛棚，你说什么来着？闪闪发光的不一定总是金子，但真是金子总有一天会发光的，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不是你和同学们的鼓励和支持，说不定我也像陈校长一样见马克思去了呢。”曹老师帮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讲了回去后的做法和策略，说了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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