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操上向河渠的发言比过去多了些，还每次都照本子上讲，显然事前作过了准备。人们觉得他们的会计比过去更谨慎了，但情面观点还是那么少。
向河渠说过他的头会越受压制越硬，好象也是事实。
夏金花、罗美华几个姑娘说特殊原因要求照顾在场上劳动，不去插秧。不等薛井林表态，向河渠抢先开口说：“大场上安排这么多人已足够了，陈大妈她们几个身体稍微好一些的老太还下了水田呢，不要人了。”硬是不给这个人情。
称积肥草过去都是由养猪牛的余老爹负责的，这里头猫腻比较多，向河渠亲自揽过这差事。他在政治操上规定了标准，并公布了细则，比如不得夹泥巴、掺水，不得有即将成熟的草籽等等。惯于投机取巧的人们碰了钉子后自然收敛了许多，可夏家仗着有薛井林撑腰，还想来试试。夏金花的一担草外表干的，却比正常体积的重了许多，当场叫解开检查，发现夹了泥巴，不说她什么，只让去泥巴后重称；夏振森的一担芦叶挑来时水淋淋的，称重后说按八折计算。兄妹俩大叫大嚷，说他打击报复，他一声不吭，兄妹俩以为他软了，追问怎么说，他还是说泥不去净不称，有水打八折，气得混身发抖也没用。
外队的机工来帮助队里脱粒小麦，薛井林让人割肉打酒，并派专人去钓蟹，盛情招待来客。招呼向河渠一齐陪陪客，向河渠说按规定不陪吃，他不参加。结果机工一人陪客七个，共用去鸡蛋十二个，肉三斤，酒二斤，米九斤，蟹是钓的不算钱，当然钓蟹的工分是要给的。共花去五块半钱，报销时向河渠只让报一块钱，参加陪客的每人扣一斤米的计划作为预付，上了临时帐。为此薛井林与他争了个面红耳赤，别人打了多少圆场，连向妈妈也责怪他过于古板，但他依然硬着头皮搬出〈财务支出规定〉，并申明事前已打过了招呼，说明按规定不陪吃，不听没办法，就是不肯通融。
老会计来找向河渠说：“大侄子，你做的事我不能说你做得不对，但凡事也要留有余地呀，这样下去总是针尖对麦芒，你会吃亏的，人家后头有靠山，我们没有哇。”
向河渠说：“二伯，我心里有数。我们队为什么穷？是我们的田特别差吗？不是。五队与我们在一个圩塘住着，他们的田比我们还要差一些。是我们的人怂吗？五队的刘泉老爹说四队的人个个龙腾虎跃的，一个能顶别的队几个。我们田不差人不差，为什么搞不上去？就为一些人太聪明了，走上了歪门邪道，投机取巧、偷捞成风、干活糊差事、贪占集体便宜。这些歪风不去，生产哪能搞得好？穷困的帽子什么时候才能脱得了？
你起初推荐我接班，我并不情愿，因为老师对我说过，叫我不要当干部，以免将来有机会出去走不了。可大队不依不饶，我也想为大家出点力，才点了头。既点头就要出力，不然就别做这个梦。所以我在位一天就要坚持原则一天。我不能对不起大家，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老会计说：“我怕你会吃亏呀。”向河渠说：“我不去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天大不了会计不当了，学周兵打临工去。”
说到周兵，老会计说：“周兵是个好伢儿啊，可惜了呢。”凤莲说：“不可惜。听小华说他哥一天能挣七八角到一块，一天能抵在队里两天还不止呢，比当个副队长强多了。”
老会计说：“河渠，你跟井林初中同学，虽说后来到镇上上学去了，回来后处得还不差，能不能再圆起来呀？”向河渠说：“二伯，井林本质不坏，可是好婆娘就怕坏婆娘劝，瓦瓷就怕金刚钻呀。你是知道的，为团结他，我拿热脸往他冷屁股上贴，贴不上呀，除非和夏家那班人同流合污，可我又做不到，没办法啊。”随后将谈话的经过说了，老会计听后，长叹了一声，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老会计没办法，薛井林却有办法，他与郑支书、冯主任的关系可不是向河渠能比得上的。郑支书与夏春花的关系是传闻之言，不可当真，但薛井林会送礼却是真的，送多送少不知道，时啊节的请吃喝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不过也没有什么闲话好说，因为他没用公物送礼，没用公款请吃。向河渠呢，送是不必说，从来不！请吃，只怕也只有宴请望产妇的亲友时请过一回，噢——，不止一回，还有一回是几个同学结伴来看望他，适逢郑支书到四队来检查工作，就机会宴请的，两者一比，亲疏可见。
一个下雨天，大队喇叭通知各队以队为单位集体收听广播。那年代的广播是有线广播，到1970年时已是家家有广播，乡里有广播站，大队有广播室。家家其实不出户就可以听的，集中听为的是保证听的人数，也便于听后讨论。薛井林家居于全队中心地带，明间和厨房连通，可以坐的人多，自然是个集中收听的好地方，新班子成立前也是选这儿，现在更不用另选了。全队能出动的都来了，这可是记工分的活动，不来才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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