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是刺绣。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每天从天亮绣到深夜。银线太细，常常刚穿好针就断了，手指被扎得全是小血点，她就用院里的紫苏叶汁涂一涂，继续绣。有次绣到凌晨，晨光从窗棂照进来，落在蝶翅上，那淡淡的虹彩突然活了过来，像真的要振翅飞走，她盯着看了许久，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冬天来得很快，茶园里落了第一场雪。顾星晚裹着厚厚的棉袄，坐在火盆边，看着窗外的梅树。枝桠上积着雪，像开满了白色的花。她突然想到，蝶的另一半，或许不需要补全。就像这梅树，少了几片花瓣，反而更见风骨。
她开始调整设计，把蝶的翅膀故意绣得参差，有些地方的银线故意留得松散，像被风雪吹过的痕迹。又在月白的底色上，用淡青的丝线绣了几缕风纹，从蝶尾延伸出去，仿佛那半只蝶正在被风带走。
除夕那天，助理派人送来一篮年货，还有沈砚的一张便条：听说你总熬夜，让厨房给你炖了些燕窝。顾星晚看着窗外的雪，突然想家了。她打开手机，翻到去年和母亲在艺术中心门口的合影，照片里母亲穿着她做的墨绿色旗袍，鬓角别着朵珠花。
开春的时候，礼服的雏形渐渐出来了。顾星晚开始处理细节。她在领口内侧绣了行极小的字，是她祖母常说的一句话：旧的东西，都是带着魂的。又在裙摆的暗处，用银线绣了半粒梅子，只有在特定的光线下才能看见。
最后一个月，她几乎住在了工作室里。每天对着镜子比划，调整肩线的弧度，修改裙摆的长度。有次试穿时，她站在湖边，风一吹，裙摆像朵突然绽放的云，那半只蝶仿佛真的要从布上飞出来，融入湖面上的天光里。
闭关期满那天，沈砚亲自来了。他穿着件深色长衫，戴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很亮，像藏着片湖。顾星晚把礼服从防尘罩里取出来，挂在院子里的梅树枝上。晨光穿过薄纱，银线的虹彩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半只蝶像是在光影里轻轻颤动。
沈砚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伸手，指尖轻轻碰了碰蝶翅的边缘，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谢谢。他说，声音比电话里听起来温和些，我母亲年轻时，最喜欢在旗袍上绣蝶。
顾星晚愣了愣。
她走得早，沈砚看着那半只蝶，语气很轻，我总觉得，她还在哪个地方等着。这件衣服，是给她留的。
那天下午，沈砚的车离开时，后备箱里放着那件礼服，用特制的盒子装着，像装着一个被小心呵护的梦。顾星晚站在茶园门口，看着车影消失在路的尽头，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她回到艺术中心时，平江路的紫藤开得正盛，一串串紫花垂下来，像挂了满架的香雪。熟客们围过来问她这一年去了哪里，她笑着没说，只是把那块蝶纹碎片装裱起来，挂在了旗袍区和艺术区交界的墙上。
有天傍晚，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进来，盯着碎片看了很久，突然问顾星晚：姑娘，你见过银线绣的蝶吗？翅膀会发光的那种。
顾星晚想起太湖边的晨光，想起那件礼服在风里舒展的样子，笑着点了点头：见过。它飞得很轻，像带着整个江南的春天。
老太太眼里突然泛起了泪光，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个穿旗袍的年轻女子，站在一棵老梅树下，旗袍的袖口上，隐约能看到半只振翅的蝶。
顾星晚接过照片的手指微微发颤，照片里的女子眉眼弯弯，鬓边别着一朵珠梅，竟和她记忆里祖母年轻时的模样有几分重合。尤其是那旗袍袖口的蝶，翅膀的弧度、银线的光泽，都和沈砚送来的碎片如出一辙。
“这是……”她声音有些发紧，指尖抚过照片边缘的折痕。
老太太用袖口擦了擦眼角：“这是我家阿姐，民国二十六年走的，那年她刚满二十。”她顿了顿，目光落在墙上的碎片上，“她最会绣这种银蝶，说要等我考上女中，就给我绣件新旗袍当贺礼。”
顾星晚突然想起沈砚说的“母亲”，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她转身从抽屉里取出那个装碎片的丝绒盒子，递到老太太面前：“您看这个。”
老太太戴上老花镜，手指哆哆嗦嗦抚过碎片，突然捂住嘴哭了出来。“是阿姐的针脚，”她哽咽着说，“她绣蝶翅的时候，总爱在最后一针上绕个小圈，说是给蝴蝶留个念想……”
那天傍晚，老太太讲了很多往事。她的阿姐曾是苏州城里有名的绣娘，嫁给一位收藏家后，却在战乱中失散了。那间民国老宅，原是她们的祖屋。顾星晚这才明白，沈砚要的不是一件礼服，是想把半世纪的等待，缝进一针一线里。
送走老太太时，夕阳正斜斜地照在艺术中心的门楣上，“双面江南”四个字被染成了暖金色。顾星晚站在台阶上，看着老太太的背影消失在巷口，突然想知道，沈砚看到那件礼服时，会不会想起母亲年轻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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