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剪的过程则充满了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顾星晚坚持采用汉服的“平面裁剪”工艺，这种工艺不需要立体打版，而是通过对布料的折叠和裁剪，让衣服自然贴合人体曲线。“你看这件直裾，”她拿着一张裁剪图对吉安卡罗解释，“我们不做肩线，而是让布料从领口自然垂落，这样人穿上后，走路时衣摆会形成自然的弧度，就像古画里的人物一样。”吉安卡罗起初不太理解，他习惯了西方服装的立体裁剪，总觉得平面裁剪会让衣服显得臃肿。直到顾星晚用一块白色的棉麻面料剪出了一件简易的直裾，让他亲自试穿。当吉安卡罗穿上直裾，走到镜子前时，他惊讶地发现，衣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臃肿，反而因为布料的垂坠感，让他的身姿显得格外挺拔，走路时衣摆轻轻摆动，像极了他在佛罗伦萨街头见过的鸽子展翅的姿态。
但他们也在裁剪上做了一些创新。传统汉服的袖子大多比较宽大，顾星晚考虑到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将袖子的宽度适当缩小，同时保留了“箭袖”的形制——袖口收紧，方便活动。吉安卡罗则在披风的设计上加入了西方的元素，他将披风的下摆设计成不规则的波浪形，灵感来自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中维纳斯裙摆的曲线，同时在披风的边缘绣上了一圈金色的牡丹纹样，与宋锦面料上的花纹呼应。“这样既像汉服的‘大氅’，又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斗篷，”吉安卡罗拿着设计稿，兴奋地对顾星晚说，“就像两个人在跳舞，你进我退，却始终踩着同一个节拍。”
刺绣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耗时也最考验耐心的环节。他们从苏州请来了三位资深绣娘，在佛罗伦萨工作室里搭建了临时的刺绣台。绣娘们带来了各种刺绣工具：最细的“苏针”直径只有0.1毫米，用来绣牡丹的花蕊；“盘金绣”用的金线是用真丝包裹着黄铜丝制成的，用来绣牡丹的花茎；还有“打籽绣”，用线绕成小圈，再用针固定，绣出的花蕊像一颗颗小小的珍珠。吉安卡罗每天都会花两个小时在刺绣台前，看着绣娘们的银针在面料上穿梭，他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看祖父修复壁画的场景——祖父用细小的画笔，一点一点地填补壁画上脱落的色彩，那种专注与耐心，与此刻的绣娘们如出一辙。
有一次，绣娘们在绣披风上的一朵姚黄牡丹时，吉安卡罗突然提出，想在牡丹的花瓣上加入一些西方油画的色彩渐变。“你们看，”他拿出一幅提香的油画复制品，指着画中圣母长袍的黄色，“从鹅黄到橘黄的渐变，让颜色看起来更有层次。”顾星晚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她和绣娘们商量后，决定用“晕针”的手法——先用浅鹅黄的线绣出花瓣的底色，再用橘黄的线在花瓣的边缘进行晕染，两种颜色之间不留痕迹，就像油画中的色彩过渡。当这朵姚黄牡丹绣好后，放在灯光下一看，花瓣的颜色从中心到边缘慢慢变深，金色的花蕊在中间点缀，既保留了东方刺绣的细腻，又有西方油画的立体感，吉安卡罗忍不住用手机拍了照片，发给了远在米兰的设计师朋友，朋友回复说：“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牡丹，既有长安的风骨，又有佛罗伦萨的灵魂。”
配饰的设计同样充满了巧思。顾星晚想到传统汉服的配饰多为玉簪、玉佩，而吉安卡罗则提议用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金属工艺制作配饰。他们一起去了佛罗伦萨的一家百年银器作坊，作坊里的老工匠用失蜡法为他们制作了一对牡丹形状的发簪——簪头是用银打造的牡丹花苞，上面镶嵌着细小的红宝石，象征牡丹的花蕊；簪杆上刻着缠枝莲的纹样，与衣服上的花纹呼应。顾星晚则在发簪的流苏上加入了中国传统的“结”艺，她用红色的真丝绳编了一个“盘长结”，寓意“吉祥绵长”，再在结的下方挂了一颗小小的珍珠，走路时珍珠轻轻晃动，像极了牡丹花瓣上的晨露。
腰带的设计更是融合了两国的工艺。他们用意大利的植鞣革做腰带的主体，上面用激光雕刻出牡丹的纹样，然后由苏州的绣娘用“盘银绣”的手法，在雕刻出的纹路里绣上银色的线，让纹样既有皮革的质感，又有刺绣的细腻。腰带的扣头则是用黄铜打造的，形状是一朵半开的牡丹，扣头的背面刻着“吉”字和“福”字的合体——这是顾星晚的主意，“吉”是意大利语“buono”的音译，“福”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字，合在一起，寓意着两国文化的美好融合。
当所有的部件都制作完成，开始组装的时候，佛罗伦萨已经进入了深秋。工作室里生了一盆炭火，暖融融的热气裹着丝线和皮革的味道，让人觉得格外安心。顾星晚负责将宋锦面料的衣襟缝合，她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暗缝”手法，线迹藏在面料的夹层里，从外面看，衣服就像一块完整的布料，没有任何拼接的痕迹。吉安卡罗则负责将羊毛混纺面料的披风与宋锦面料的主体拼接，他特意在拼接处绣了一圈金色的线，既加固了接缝，又让两种面料的过渡显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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