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的一天，张宙和另一位高中不同班的同学许旭找到杨安哲，许旭高考之后去了广州上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一家药厂工作。眼见深圳来自全国各地的餐饮店融合创新，不乏生意红火赚钱的很多特色餐饮店，于是趁着假期回明城邀约着张宙和杨安哲出来头脑风暴，想要在明城开店创业。经过一番考察和多轮并不成熟的讨论之后，于是在春节前杨安哲辞去了范总公司的职位，担任三人合伙的餐饮店CEO。
地点选在了市中心黄金地段新建的一条商业街。过完年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装修、开业。
三人没想到的是商业街连接的两头都是热闹的商业区，可是这条新建不到200米的商业街却像透明了一样，曾经杨安哲趴在二楼的窗台数了一天，从开门营业到打烊经过的就19人，加上跑厕所漏掉的最多也不到30人。这样的人流可想而知，殊不知后面还有重头戏。
在经营半年中通过印传单周围写字楼派发，路口派服务员招揽客人。生意刚刚有点起色，三人又凑了三个月房租准备好好扳回一城。结果轰轰烈烈迎来了非典疫情。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非典这个新出现的病毒，防疫和工商按照不靠谱的经验，把新型疫情按禽流感来处理。刚刚交完房租金就迎来食客断崖式下跌的杨安哲一辈子都记得那个晴朗的下午，一群身着制服，头戴大盖帽的工商稽查拉开厨房的冰箱，拽出半只鸡。
“这是什么？现在禽流感早就通知禁止售卖禽类，你们还敢顶风作案？”
“半只鸡做什么案？你们通知在哪里？我们没看到啊！再说了这疫情那还有人啊？卖给谁？这也就是我们员工餐的。”杨安哲急忙辩解。
“员工也是人啊，员工感染了你也要负责任。鸡收缴，罚款1千。”不由分说，不顾哀求，大盖帽扔下1千元的罚款单以及“三天之内银行缴纳，逾期再罚款。”扬长而去。
一个多月没有上门客，就靠零星的写字楼订餐，杨安哲的钱包早就见底了。上次凑房租就是东拼西凑。
杨安哲和两位股东说了上午的事情，两个股东分别转过来300块钱，杨安哲开车去银行的路上想着最近的艰难自己都不曾想要放弃，可是这来自大盖帽的痛击却让他委屈的鼻头一酸，流下了两行眼泪。这是第一次除了被父亲揍之外流下的眼泪。
“叮咚、叮咚”手机短信的铃声把杨安哲拉想回现实。“姚总来售楼部，问你怎么不在，我回他你有事回明城了，他一脸不高兴这会儿正在给销售上政治课呢。”
杨安哲很头疼，每次一离开现场，姚总必然出现而且每次都刻意流露出不满，自己是一个公司行为，驻场人员是完全满足现场需求的。而自己作为合作公司法人不可能完全拴死在一个项目，无奈！
“跟他说我很快就回，其他事情都安排你负责了。”
“ok”郑港简短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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