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传入稽核处衙门时，几位年轻气盛的属官当即愤然，欲上书辩驳，却被沈涵抬手制止。
“空泛的辩白，只会越描越黑，落入对方彀中。”沈涵神色平静，眸中却锐光闪动，“他们不是说我等‘苛细扰政’么？那便让他们看看，何为‘苛’，何为‘细’，这‘政’，又是被谁所‘扰’！”
他立刻下令，暂停所有非紧急的外部审计，集中全部人手，做两件事：
第一，将自推行《物料基准新则》及开展“样板审计”以来，所有经稽核处核查、发现并纠正的问题项目，按其性质、涉及的衙门、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或潜在损失）、以及核查后带来的正面效益（如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堵塞漏洞等），进行系统性梳理与量化统计。
第二，重点筛选出那些被指责为“因流程不符、单据不全而被迫延缓”的所谓“民生工程”和“应急开支”，调取原始卷宗，逐一进行回溯分析。他要弄清楚，这些项目延缓的真正原因，究竟是稽核处的“苛细”，还是其本身就在程序、预算或事实上存在重大瑕疵，甚至本就是企图浑水摸鱼的“钓鱼项目”。
衙门内灯火彻夜不熄，算盘声与翻阅卷宗声不绝于耳。沈涵亲自坐镇，与核心属官一同分析案例，推敲措辞。他要将冷冰冰的数据和枯燥的流程，转化为最具说服力的武器。
数日后，一份厚厚的、名为《稽核文牍处履职效绩及若干舆情辨析实录》的密奏，由沈涵亲笔誊写，通过特殊渠道，直送御前。
这份密奏没有一句为自己喊冤的叫屈之词，通篇皆是客观陈述与数据对比。
奏章前半部分，用清晰的表格和简练的文字，列明了稽核处成立以来，通过审计核查，为国库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揪出的贪墨官吏人数与层级，以及在推行新则后，相关衙门在物料采购、核销环节效率的提升比例和浮冒现象的下降趋势。数字具体，案例典型，对比鲜明。
后半部分，则针对流言中提及的几个具体案例，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剖析。
例如，被某御史拿来作例证的“江东县水毁驿道修复工程延缓”一事。
稽核处的回溯显示，该工程预算远超同类工程基准，且关键的石料采购单据模糊，承包工匠资质存疑。稽核处提出质疑后，地方官府未能给出合理解释，工程自然暂停。而经后续核查，该工程确系当地官吏与承包商勾结，企图虚报预算，中饱私囊。
再如，另一项被指责的“江北瘟疫应急药材采购”。稽核处核查发现，采购清单中混入了大量与瘟疫防治无关的珍稀药材，且价格畸高。所谓“应急”，不过是某些人借机牟利的幌子。稽核处依据基准予以核减，确保了款项真正用于购买防疫急需的普通药材。
每一个案例，沈涵都附上了关键的账目截图、单据副本、相关官员的说明记录作为佐证。逻辑清晰，证据链完整，将“妨碍政务”的指责，反转成了“拦截妄费、保障民生”的功绩。
奏章的最后，沈涵写道：“……臣等深知，划一标准、严核账目，势必触动积习，惹来非议。然，若因畏惧流言而放任妄费，因顾忌‘扰政’而纵容贪墨，则国帑日虚，吏治日坏，终将动摇国本，此非臣等设立稽核处之本意，亦恐非陛下励精图治之圣心所愿见。稽核处所为，非为苛细，实为至公；非欲扰政，实欲弼政。伏乞陛下圣鉴。”
奏章送出的当夜，沈涵依旧在值房值守。吴愣子端来的肉臊子面早已凉透，他也无心去动。
他在赌，赌朱元璋的理性和对贪腐的深恶痛绝。赌皇帝能够看清，哪些是真正为国为民的忠言，哪些是维护私利的狡辩。
这一次，宫中的反应比预想的更快。
次日午后，依旧是那位中年太监，面无表情地来到稽核处，宣读了皇帝的口谕，内容极其简短：
“奏章，咱看了。事情，接着办。”
没有褒奖，没有评论，只有这七个字。
然而，这七个字对于身处舆论漩涡的沈涵和稽核处而言，却重若千钧！
这意味着，皇帝认可了他的辩白，认可了稽核处的工作方式和成果！那看似汹涌的“妨碍政务”的流言，在铁一般的数据和事实面前，被皇帝轻描淡写地拨开了。
消息不胫而走。
那些原本跟着鼓噪“稽核处扰政”的官员，立刻偃旗息鼓，仿佛从未说过那些话。都察院那位上了奏章的御史，称病告假数日。户部、工部那些提交了粉饰过的“常例”清单的官员，更是提心吊胆，生怕稽核处拿着皇帝的“口谕”秋后算账。
稽核处衙门外，似乎一夜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甚至前来咨询新则细节、请求“业务指导”的官员，比之前更多了些。
“大人，咱们……这算是过关了？”一位属官难掩兴奋地问道。
沈涵看着窗外似乎明朗了些的天空，缓缓摇头：“过关？言之过早。陛下此次支持，是因为我们拿出了他无法否认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了我等的价值。但‘水至清则无鱼’的担忧，并未在陛下心中消除，只是在当前，利大于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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