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夜幽魂
圣彼得堡的白夜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五月末的傍晚，我站在涅瓦河畔的公寓窗前，看着夕阳悬在芬兰湾的尽头迟迟不肯落下，淡金色的光透过积灰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阴影。这是我租下这套老房子的第三个月，房东老太太临走前塞给我的铜制十字架还挂在门后，冰凉的金属表面总在夜里泛着微光。
搬家那天我就发现了不对劲。卧室壁柜的深处藏着一个褪了色的丝绒盒子，打开时一股混合着檀香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盒子里放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二十世纪初的束腰长裙，深褐色的卷发垂在肩头，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相框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俄文：“奥尔加，1917年6月15日”。
第一个出现异常的是钟表。我带来的石英钟总在午夜十二点停摆，指针卡在12:00的位置，像是被无形的手按住了齿轮。起初我以为是电池没电，可换了新电池依旧如此。直到某天夜里，我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吵醒，睁开眼看见月光下有个模糊的身影站在钟表旁，长长的裙摆拖在地板上，发出细碎的摩擦声。我猛地打开台灯，身影却消失了，只有石英钟的指针还停在12:00，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接下来的几天，怪事越来越多。厨房的水龙头会在没人的时候自动流出水来，浴室的镜子上总在清晨出现淡淡的水汽手印，甚至连我放在桌上的笔记本，都会在夜里被人翻开，页脚处留下浅浅的折痕。我开始怀疑是自己太累产生了幻觉，直到那天我在壁柜里发现了一本日记。
日记本的封面是暗红色的皮革，边缘已经磨损得厉害，里面的纸页泛黄发脆，字迹却依旧清晰。日记的主人正是照片上的奥尔加，她在日记里记录了1917年的生活——那时的圣彼得堡还叫彼得格勒，革命的浪潮正在城市里蔓延。奥尔加的丈夫是一名军官，在十月革命爆发后被红军俘虏，再也没有回来。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他们说他死了，可我不信。我会在这里等他，直到他回来找我。”日期是1918年1月7日，字迹被泪水晕开，模糊了边缘。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套公寓的租金会这么便宜，为什么房东老太太要把十字架留给我——奥尔加的鬼魂，一直在这里等着她的丈夫。
那天夜里，我故意没有锁上卧室的门。午夜十二点刚过，我就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轻柔得像羽毛落在地上。我闭着眼睛，感觉床沿微微陷了下去，一股冰凉的气息笼罩在我身边。我慢慢睁开眼，看见奥尔加就坐在我身边，她穿着照片里的那条长裙，脸色苍白得像纸，眼睛里却满是悲伤。
“你看见他了吗？”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颤抖，“我的丈夫，他回来了吗？”
我摇摇头，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没有，”我说，“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他。”
奥尔加低下头，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我等了他一百年，”她轻声说，“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栋房子里走，看看窗外，看看门口，我怕错过他回来的样子。”
我想起日记里的内容，忍不住问她：“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也许他已经不在圣彼得堡了。”
“不，”奥尔加的眼神变得坚定，“他说过会回来找我，他说过要和我一起看白夜。他不会骗我的。”
那天夜里，奥尔加跟我讲了很多她和丈夫的故事。他们在冬宫广场的雪地里第一次相遇，他送给她一束白玫瑰；他们在涅瓦河上划船，看着夕阳落在圣以撒大教堂的金顶上；他出征前，在她的手背上吻了一下，说等战争结束，就带她去莫斯科看红场。这些故事像老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我仿佛能看见他们相爱的样子，也能感受到奥尔加心中的痛苦。
从那以后，奥尔加不再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她会在我看书的时候坐在我身边，安静地看着书页；会在我做饭的时候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笨拙地切菜；甚至会在我失眠的时候，轻声给我念她丈夫写给她的信。她的存在不再让我害怕，反而让我觉得，这套空荡荡的老房子里，多了一份温暖。
六月的白夜越来越长，圣彼得堡的夜晚几乎不会完全变黑。那天我下班回家，发现客厅的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飘了起来。奥尔加站在窗前，望着涅瓦河对岸的冬宫，身影在淡金色的光里显得格外清晰。
“今天是他的生日，”她轻声说，“一百年前的今天，他带我去了冬宫，我们看了伦勃朗的画，还在花园里喝了茶。”
我走到她身边，顺着她的目光望向冬宫。广场上的游人来来往往，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一百年前在这里，有一对恋人曾许下过相守一生的诺言。
“我想帮你，”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下落，哪怕只是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
奥尔加点点头，眼里泛起一丝光亮。接下来的几天，我陪着奥尔加走遍了圣彼得堡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我们在积满灰尘的档案柜里翻找着一战和内战时期的士兵名单，在泛黄的报纸上寻找着军官被俘的消息，甚至去了郊外的烈士陵园，在一排排墓碑前仔细查看。可无论我们怎么找，都没有找到奥尔加丈夫的名字，仿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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