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帧画面在银幕上淡去,观影的人群如潮水退却迅速散去。天穹上,皎月与繁星静静悬垂,将清辉倾洒在史明刚身上,似是默默注视着他卸下银幕、收拾放映设备,而后拖着略显疲惫的身影,缓缓返回村委会。
此时的村委会内,灯火依旧明亮。马友志正与一众村干部围坐桌前,眉头紧锁地商讨着马自全儿子马洪军的事。这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近日在村中接连伤人,马大宝和马志强更是被他打得伤势严重,令人揪心。
追根溯源,马洪军的悲剧早在祖辈已埋下伏笔。当年,因家境贫寒,马洪军的爷爷马珍无奈之下,从大辛庄为儿子娶回一个哑巴媳妇,后来生下马洪军。尽管母亲口不能言,却聪慧过人,马洪军不仅继承了这份灵气,也未受聋哑之困。四五岁时,他能熟练解读母亲的手语,成了母亲与外界沟通的 “小翻译”,为这个特殊的家庭带来些许温暖与生机。
然而:“一打三反” 那年,饥荒如阴霾笼罩大地。为了填饱肚子,马自全冒险去地里偷掰了几个玉米,不幸被公安员当场抓获,带到大队审问。龚志兵一脸威严,打着手势质问:“你干这种事,是不是对社会不满?” 马自全一时慌了神,不知如何作答。承认不满,无疑是自找麻烦;可否认的话,又如何解释偷玉米的行为?慌乱中,他竟鬼使神差地应说:“嗯,你说不满就不满吧。”
这句糊涂话,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滔天巨浪。马珍夫妇因早年入过一贯道,本就身份敏感,龚志兵趁机将马自全的出身与这番言论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上线。原本只是为充饥的无奈之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定性为 “现行反革命”。几个造反派冲进大队,对马自全拳脚相加,拳脚声与求饶声交织,令人胆寒。
那时,马洪军还是个懵懂孩童,听闻父亲被审,心急如焚跑到大队。当他看到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一股血气直冲脑门,不顾一切冲进去护着父亲。龚志兵恼羞成怒,一巴掌狠狠甩在这个十几岁孩子的脸上。这巴掌,不仅打碎了少年的天真,更击碎了他的精神世界,从此,马洪军的人生偏离了正轨,精神逐渐失常。
起初,病情还不算严重,可随着年岁增长,病症愈发严重,伤人事件也愈发频繁。村干部们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
史明刚走进村委会,听到众人谈论此事,本能地觉得这是村干部们的事,与自己无关。他放好放映机,转身欲走,被马友志叫住:“明刚,你对这事怎么看?给大伙出出主意。”
“这是你们村干部商量的事儿,我掺和不合适吧?” 史明刚有些犹豫。
马友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也是党员,更是咱村的一份子。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就想听你说说想法。”
盛情难却,史明刚思索片刻后开口:“依我看,这问题在咱村已经相当严重了。村里像马洪军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不止他一个,背后的根源,说到底还是过去经济落后、生活困苦,再加上残酷的阶级斗争,大伙经济和精神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才导致这么多人精神出问题。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法律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该由谁管、怎么管,没个准数。公安说该卫生部门管,卫生部门又推给警察,还有人觉得民政部门该负责,结果就是互相推诿,最后没人管。
咱们村委会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处理的权力,但眼睁睁看着村民的安全和财产受威胁,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我想,咱们可以以村委会的名义给上级写个提案,建议国家从法律层面明确这类问题的处理办法。只要有了法律依据,以后办事就有章可循了。”
“咱一个小村子,给国家提建议,人家能搭理吗?” 有村干部面露怀疑。
史明刚语气坚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咱们村委会也是一级组织。这种问题肯定不是咱村独有的,全国各地都有。只要大家发声,就有可能引起重视。能不能解决是上面的事,但反映不反映,是我们的责任。”
“那在等国家政策下来之前,眼下这情况怎么办?总不能放任不管吧?” 又有人追问。
“当然不能不管!” 史明刚神色严肃:“可以先采取些临时措施。第一步,对全村的精神病人做一次全面排查,按病情轻重分类;病情严重、有伤人风险的,请求公安协助家属进行强制治疗;同时,向县、乡政府申请救助金,帮一帮那些没钱治病的家庭。”
马友志听后,双手不自觉地摩挲起来,眼中满是赞同:“我觉得明刚说得在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妨试试。” 在马友志的支持下,众人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
马友志趁热打铁:“明刚,这提案就由你来写吧。写好后,咱们再开个会讨论一下,等我去公社开会时就交上去。”
史明刚苦笑着调侃:“下次可别叫我掺和这事了,一开口就多了一堆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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