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局后勤改革掀起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宋梅生已迫不及待地需要与组织重新建立牢固的联系。物资管理的框架搭起来了，但如何将框架内的资源，安全、有效地转化为抗联所需的血液，需要组织的脉络和指引。老李牺牲后，他就像断线的风筝，虽然凭着一股狠劲和现代知识在空中勉力维持，但终究需要握住那根牵引线。
按照老李生前留下的极其隐秘的紧急联络预案，在特定日期、特定时间，前往特定地点，观察特定的信号——一个看似寻常的临街橱窗里，某样商品的摆放方式。
这天下午，天空飘着细碎的雪花，哈尔滨中央大街上行人匆匆。宋梅生穿着一件不起眼的深色呢子大衣，戴着礼帽，围巾遮住了半张脸，像许多躲避寒风的市民一样，不疾不徐地走着。他的目的地，是位于大街中段一家名为“昌隆杂货”的店铺。
隔着街道，他停下脚步，假装在橱窗前驻足，打量着里面陈列的烟酒糖茶、日用百货。他的目光，却精准地锁定在第二层货架靠右的位置。那里原本应该摆放着三摞“哈德门”香烟，按照预案，如果安全，最右边那摞香烟应该比另外两摞明显矮一截。
然而此刻，三摞香烟高低一致。
宋梅生的心微微一沉。信号不对。这意味着要么联络点已暴露，要么出现了其他未知风险。他不动声色，继续观察。杂货店门脸不大，但看起来生意还行，不时有顾客进出。门口挂着的棉布帘子时而掀开，带出屋内的暖气。一切看起来并无异样。
是放弃离开，还是再观察？宋梅生的大脑飞速运转。老李的预案是死的，人是活的。或许是因为香烟卖得好，伙计还没来得及补货？又或者是新的联系人更改了信号？
他决定冒一次险，但必须加倍小心。他没有直接走进昌隆杂货，而是转身进了旁边一家俄国人开的小咖啡馆，选了个靠窗的位置，点了一杯滚烫的格瓦斯，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杂货店的门口。
一个小时过去了，进出的顾客换了十几拨，杂货店一切如常。宋梅生耐心地等待着，像一头经验丰富的猎豹。终于，他看到杂货店的老板——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身材微胖、围着一条油腻围裙的男人——走到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拿起窗台上一块用来写促销信息的小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挂了出去。
宋梅生眯起眼睛，看清了上面的字：“新到奉天红糖，价廉物美。”
奉天红糖？这个季节，奉天的红糖并不算稀罕物，但“价廉物美”这个词，在老李的预案里，似乎有特殊的含义，代表着一种中等的安全等级，意味着可以接触，但需谨慎。
宋梅生不再犹豫，放下喝了一半的格瓦斯，付了钱，走出咖啡馆，径直穿过街道，掀开棉布帘子，走进了昌隆杂货店。
店内光线有些昏暗，弥漫着烟草、红糖、煤油和腌菜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货架摆放得满满当当，有些凌乱。微胖的老板正站在柜台后面，用一个巨大的算盘噼里啪啦地算着账，头也没抬，只是习惯性地招呼了一声：“客人随便看，需要什么言语。”
宋梅生没有立刻答话，目光迅速扫过店内。除了他，只有一个老太太在挑选针线。他踱到卖红糖的货架前，随手拿起一包用粗糙草纸包裹的红糖，掂了掂，走到柜台前。
“老板，这奉天红糖，怎么卖？”宋梅生开口，声音平静。
老板这才抬起头，露出一张看似憨厚、甚至带着点市侩气的圆脸，但那双眼睛，却异常清澈和冷静，飞快地在宋梅生脸上扫过，带着审视的意味。
“您可问着了，刚到的货，成色好，价钱也公道，一斤满洲国券两毛五。”老板笑眯眯地回答，语气热情，但眼神里的审视并未褪去。
“两毛五？”宋梅生微微皱眉，按照预案中的暗语回应，“我上周在别家买，才两毛二。”
老板脸上的笑容不变，手上拨算盘的动作却停了下来：“客人，您说的那是陈糖，或是掺了别的。咱这是实打实的新糖，您看这颜色？”他拿起另一包，故意拆开一个小角，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糖块，“一分钱一分货，童叟无欺。”
暗语的第一阶段对上了。宋梅生心中稍定，继续道：“颜色是不错，就是价钱……能再让让吗？我多买点。”
老板摇摇头，语气带着生意人的固执：“真让不了，客人。小本生意，就赚个辛苦钱。要不，您买五斤，我送您一小包花椒，算是搭头，您看咋样？”
“花椒就不必了。”宋梅生按照预案说出最后一句，“我只要糖，来十斤吧，包好点。”
听到“十斤”这个数字，老板眼中最后一丝审视化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隐晦的、同志间的确认。他脸上依旧堆着职业性的笑容，手脚麻利地开始称糖、包装，嘴里说着闲话：“好嘞！十斤奉天红糖，给您包结实点！客人您好眼光，这糖泡水、做点心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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