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并未直接前往渤海郡就任,而是先投奔了家族故交、时任冀州牧的韩馥。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亦是袁氏门生故吏。他性格谨慎懦弱,缺乏决断。面对仓皇来投、却名动天下的袁绍,韩馥的心情极为复杂。一方面,他敬畏袁氏声望,且袁绍讨董大义名分正,不得不加以庇护;另一方面,他又深知袁绍非池中之物,恐其喧宾夺主,威胁自己在冀州的统治。最终,在部下如治中从事刘子惠“今当助袁氏乎”的劝说和自身对“大义”的顾虑下,韩馥接纳了袁绍,并将其安置在紧邻渤海的魏郡邺城附近,表面上给予支持,实则心怀忌惮,处处提防。
袁绍何等人物?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绝非其志。他抵达邺城后,立刻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
高举义旗,广纳豪杰:他以渤海太守的名义,广发讨董檄文,痛斥董卓罪状,呼吁天下忠义之士共赴国难。其名声与“首义”光环立刻吸引了大量人才:颍川名士逢纪、南阳许攸、以及荀谌(荀彧之弟)、郭图、辛评等河北、颍川智谋之士纷纷来投;颜良、文丑等勇将之名也开始与袁绍联系起来。一时间,邺城虽非州治,却成了河北士人汇聚、反董声势最盛的中心,风头完全盖过了身在州治信都的韩馥。
联结公孙,施加压力:袁深谙借力打力之道。他秘密派遣使者北上幽州,联络与韩馥素有龃龉的奋武将军、蓟侯公孙瓒。许以共分冀州之利,邀其南下施加军事压力。公孙瓒本就对冀州富庶垂涎三尺,又嫉恨韩馥等士人,欣然答应,整顿兵马,做出南下姿态。
渗透州郡,瓦解韩馥:袁绍利用门生故吏网络,以及许攸、逢纪等人的游说,暗中联络、拉拢冀州内部对韩馥不满的文武官吏和地方豪强,如魏郡审配,不断侵蚀韩馥的统治基础。
韩馥坐镇信都,却感到四面寒风刺骨。外有公孙瓒大军南下的威胁(公孙瓒上表朝廷——实为给天下看——列数韩馥罪状,扬言讨伐),内有袁绍名望日隆、士心归附,自家部下也颇多与袁绍暗通款曲。他愈发疑神疑鬼,寝食难安。
时机逐渐成熟。这一日,袁绍的重要谋士逢纪向袁绍献上关键一计:“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今冀州强实,韩馥庸才,可密邀公孙瓒率军南下,馥必骇惧。同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肯逊让。”
袁绍从善如流,一边加紧了与公孙瓒的联络,促其加大压力;一边派出了最为得力的说客——颍川荀谌(字友若) 前往信都,面见韩馥。
荀谌见到心神不宁、惶惶不安的韩馥,开口就直截了当地问:“将军自己掂量掂量,论宽厚仁德、能容人聚众,受天下人归附这一点,比得上袁家吗?”
韩馥回答:“比不上。”
荀谌再问:“那么,面对危局能果断决策,智慧勇气超乎常人,又比得上袁家吗?”
韩馥回答:“比不上。”
荀谌第三问:“世代广施恩德,天下家家户户都受其恩惠,这方面又比得上袁家吗?”
韩馥颓然丧气:“……全都比不上。”
荀谌于是切入核心,抛出了压垮韩馥心理防线的最后一击:“袁氏是当世的豪杰,将军您凭着这三样都不如人的局面,却长期处在他们之上,他们定然不会甘心屈居您之下。况且,如今公孙瓒率领燕、代一带的精锐兵马南下,兵锋势不可挡;袁车骑(袁绍)也引军向东,意图难以预测。 冀州,是天下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如果这两大豪强联手,兵临城下,那危亡的结局转眼就会到来。袁家是将军的老上司,如今又算是同盟。眼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冀州让给袁氏。袁氏得到冀州,公孙瓒就没法与他争夺,必然会深深感激将军。这样一来,将军既有了让贤的美名,自身又能安如泰山。希望将军不要再犹豫了!”
这一番话,将韩馥面临的外部军事威胁、内部实力对比、以及唯一可能保全身家性命的选择(让出冀州,换取袁绍庇护),剖析得淋漓尽致,直击韩馥内心最深的恐惧。
韩馥本就性格懦弱,被荀谌连番恐吓与“指点迷津”,更加六神无主,慌了手脚。他麾下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等心腹官员听说后,急忙赶来劝谏:“冀州有百万大军,粮食足够支撑十年!袁绍不过是一支孤立无援的客军,仰仗我们的供给才能存活,就像婴儿在我们的手掌之上,断了他的奶水,立刻就能饿死。为什么要把偌大的冀州拱手送给他呢?”
然而,韩馥已被恐惧彻底压倒,叹息道:“我本是袁家的老部下,才能也不如本初(袁绍)。衡量自己的德行而后让位,这是古人所推崇的美德,诸位又何必不满呢!”他固执地拒绝了部下的忠言,甚至将劝谏最力的耿武、闵纯等人排挤出权力核心。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七月,在公孙瓒大军南下的巨大阴影和内部士人舆论的压力下,韩馥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主动让出冀州牧印绶,并派人前往邺城,恭迎袁绍入主冀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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