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城市边缘，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最初，它没有被归类为“疾病”。它只是地方新闻里几则不起眼的社会奇闻：独居老人声称与镜中的亡妻彻夜长谈；一个失眠的程序员报警说浴室镜里的自己试图爬出来；几位艺术家相继毁掉自己的作品，声称它们“充满了虚假的光线”。
人们将其归因于压力、孤独或炒作。直到频率开始异常升高。
第一份医学报告来自市精神卫生中心。一位名叫李博的医生接诊了三位症状相似的病人：他们都表现出对镜子的病态依恋，并坚信镜中影像具有独立意识。李医生在报告中谨慎地使用了“新型解离性身份认知障碍”的术语，并标注了令人不安的细节——三位患者互不相识，生活在城市不同区域，但他们对“镜中存在”的描述，在核心特征上表现出诡异的一致性。
随后，“剥脸者”事件登上了头条。一个平时温顺的图书管理员，在深夜用裁纸刀割下了自家试衣镜前一整片脸皮。被逮捕时，他异常平静地对警察说：“他不配用我的脸。他想偷走我的生活。”
恐慌开始像水渍一样，悄无声息地蔓延。
转折点发生在“反射共振”现象被确认。 一位研究认知科学的教授在分析早期病例录像时发现，当健康志愿者长时间观看患者与镜子互动的视频后，部分志愿者开始报告类似的感知异常——感觉镜中的自己“延迟了零点几秒”或“表情不同步”。更可怕的是，这种效应似乎能通过数字屏幕二次传播。
它不是病毒，却像病毒一样通过“理解”和“观察”进行感染。它污染的不是身体，是认知的底层代码。你越是试图去理解、分析它，你大脑中区分“自我”与“非我”的边界就越容易被它渗透。
政府和军方迅速介入。所有公开报道被强制删除，网络屏蔽词库更新。但暗网和民间，“镜灵”、“影噬病”、“双我症”等名目开始流传，伴随着更多真假难辨的恐怖故事。
第七隔离观察站应运而生。它并非传统医院，前身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地下生物防护实验室。这里被选中，是因为其完全隔绝的环境和可独立运行的维生系统。墙壁内衬了特殊的吸波材料，理论上可以阻断任何形式的信号外泄——尽管没人能确定“镜面症”的传播是否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信号”。
首批被送入这里的，是最严重、最具“传染性”的患者。其中包括用画作精确“预言”了三次意外死亡的艺术家苏映晚；以及能清晰描述出研究人员内心深处秘密恐惧的年轻女孩李婉。
常规治疗全部失效。镇静剂只能让肉体沉睡，患者的脑电波却在REM睡眠期显示出超常的活跃度，仿佛在与某个无形的对象进行高强度交流。心理干预则更像是在为“镜灵”提供更多关于宿主心理弱点的情报。
当最资深的精神科专家之一张明楷医生，在对他认为“最具研究价值”的病例苏映晚进行深度访谈后，开始不自觉地回避所有反光表面时，项目高层知道，情况已经失控。
他们需要新鲜血液，一个思维模式未被污染、坚信逻辑与实证的头脑，来从外部打破这个僵局。他们需要一个人，在自身被完全吞噬之前，找到这种“现象”的逻辑漏洞或物理规律。
于是，档案干净、专业能力出色、以理性着称的疾控中心调查员——陈见深，收到了那份语焉不详的调令。
他带着他的记录板和一丝不苟的科学信仰，走入了第七隔离观察站那扇沉重的气密门。
门在他身后缓缓关闭，锁死。
他并不知道，他踏入的并非一个研究场所，而是一个已经沦陷的认知战场。他所闻到的浓重消毒水气味之下，掩盖的是理性正被一点点溶解的、无声的尖叫。
而单向玻璃之后，编号734的李婉，已经感受到了他的到来，并对她那困在镜中的“真我”低语：
“新鲜的……养料。他的‘影子’，很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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