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点猩红，如同黑暗中一颗冰冷的、充满恶意的星辰，牢牢钉在陈见深的视网膜上。他几乎能感觉到那束无形的“目光”穿透空气，落在他脸上，带着一种非人的审视和冰冷的质询。
「看。着。我。」
这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铁钎，烙在他的脑海里。
他无法移开视线，身体僵硬得像一尊被遗弃在灵堂里的石雕。恐惧不再是抽象的、弥漫在空气中的寒意，它有了具体的形态——那就是摄像头旁那颗微小的红色光点。它代表着一种被监视、被锁定的绝对处境，无处可逃。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几十分钟，陈见深才从这种僵直状态中稍微挣脱出来。他几乎是手脚并用地从路由器旁边爬开，蜷缩到远离供桌的客厅沙发角落，用抱枕紧紧捂住头，仿佛这样就能隔绝那无形的注视。
这一夜，剩余的时间变成了一场支离破碎的噩梦。他不敢睡，也不敢完全清醒。任何细微的声响——窗外的风声、老房子木地板自然的收缩声、甚至是自己的心跳声——都能让他惊跳起来。他总觉得，下一秒，那戏曲声会再次响起，或者平板会发出新的、更恐怖的指令。
直到窗外的天色由浓墨转为鱼肚白，熹微的晨光透过紧闭的窗帘缝隙渗进来，灵堂里的长明灯焰显得黯淡无力时，陈见深才敢稍稍放松紧绷的神经。他小心翼翼地，从抱枕的缝隙里望出去。
供桌上的平板，屏幕不知何时已经暗了下去。那颗让他胆寒的红色指示灯，也熄灭了。
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只有空气中尚未完全散尽的檀香和花露水混合的怪异气味，以及他几乎虚脱的身体，证明着昨夜那场匪夷所思的遭遇并非幻觉。
陈见深挣扎着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冲过去，用一块厚厚的绒布，将那块平板严严实实地盖住。做完这一切，他才感觉找回了一丝微弱的安全感。
白天，亲戚们陆续又来帮忙料理后续事宜，灵堂里重新有了人声。在人群的包围下，昨夜那彻骨的恐惧似乎暂时被驱散了，但它并未消失，只是像潜伏的病毒，沉入了意识的底层，时不时用一阵心悸提醒着它的存在。
陈见深的精神状态很差，眼下的乌青浓重，反应也有些迟钝。一位堂姑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没休息好，他只能含糊地点头，推说是守夜太累。
他不敢对任何人提起昨晚的经历。那太荒谬，太像是精神崩溃下的臆想。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过度悲伤和愧疚，产生了严重的幻觉。
愧疚。
这个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在忙碌的间隙，关于祖父，关于那套邮票的回忆，不受控制地翻涌上来。
祖父陈老先生，是旧式知识分子，一生清贫，却守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清高与固执。他爱看书，爱听戏，晚年最大的爱好，除了摆弄那台平板，就是侍弄他收集了一辈子的邮票。那本厚重的、页角都已磨毛的邮册，是他的命根子。
陈见深记得小时候，祖父常常把他抱在膝头，一页一页地翻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方寸纸片，给他讲背后的故事。讲到那套“全国山河一片红”时，祖父的眼睛总是格外亮。他会压低声音，像分享一个巨大的秘密：“见深啊，这套票，爷爷当年可是用准备买自行车的钱换来的……你爸结婚时家里那么难，我都没舍得动它。这是咱家的压箱底的念想，也是……一段历史。”
祖父说这话时，脸上那种混合着骄傲、珍惜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的神情，深深地刻在了陈见深的记忆里。
后来，陈见深长大了，工作了，进入了与祖父截然不同的、浮躁而功利的世界。他知道了那套邮票在收藏市场上的价格，那是一个让他这种都市白领也为之咋舌的数字。他知道祖父并不完全了解其现今的市场价值，或者说，祖父根本不屑于用金钱去衡量它。
祖父去世后，在整理遗物时，家人简单商议，祖父的存款和一些日常物品都好处理，唯有这邮册，一时不知如何分配。当时场面有些混乱，悲戚中夹杂着微妙的计算。陈见深鬼使神差地，趁着无人注意，将夹在邮册最深处、用蜡纸仔细包裹的那套“全国山河一片红”取了出来，飞快地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那一刻，他的心跳得厉害。他告诉自己，这不是偷，这是“暂时保管”。他是不想让这份珍贵的遗产在分配中产生纠纷，或者被不懂行的人轻慢处理。他是祖父最疼爱的孙子，由他来保管，合情合理。
但这番自我说服，在昨夜那冰冷的注视和“看。着。我。”的命令下，显得如此苍白和可笑。那个“它”知道。它知道陈见深做了什么。这种被洞悉一切的感觉，比任何直接的指控更让他恐慌。
强烈的负罪感几乎要将他淹没。他需要确认，需要找到一个解释，或者……一个解决办法。
下午，他找了个借口离开家，开车去了城南。他要找一位他称之为“叔公”的长辈，是他祖父的堂弟，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识广博，对老传统、老规矩懂得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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