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的第五天，车队驶离市区，向着星城下辖的偏远县区进发。窗外的景色从高楼林立的城市天际线，逐渐变为连绵的丘陵和田野。此行的目的地是云山县，星城最偏远的县份之一，也是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林书记，云山县距离市区一百五十公里，车程要两个多小时。”陪同调研的副市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建军介绍道，“全县人口约四十万，山区占了总面积的四分之三，耕地资源稀缺，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严重。”
林别望着窗外掠过的村庄，注意到一个现象：沿途不少村庄都建起了整齐的新楼房，但很多房子看起来无人居住，窗户紧闭，缺乏生活气息。
“这些新房子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孙建军叹了口气：“这是前几年新农村建设的成果，房子是建起来了，但产业没跟上。年轻人还是选择外出打工，很多新房一年到头就春节住几天。”
车队在云山县政府稍作停留后，直接开往此行的第一个调研点——青山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村庄依山而建，梯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
村支书老周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早已带着村干部在村口等候。见到林别下车，他显得有些紧张，双手在裤子上搓了搓才上前握手。
“欢迎林书记来我们青山村指导工作！”老周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林别与他握手时，注意到他手掌上厚厚的老茧：“周支书，辛苦了。直接带我们去村里看看吧。”
青山村的房屋新旧杂陈，既有新建的楼房，也有不少老旧的土坯房。村道虽然硬化了，但显得狭窄而崎岖。时值初夏，村里却显得有些冷清，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
“村里现在常住人口有多少？”林别边走边问。
“登记人口八百多人，实际常住的不到四百，基本都是老人和孩子。”老周回答，“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最远的在广东、浙江。”
路过村小学时，林别特意进去看了看。校舍是新建的，操场上却只有十几个孩子在玩耍。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教师，她介绍说：“全校现在只有六十七个学生，五个年级，老师九人。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个学生呢...”
林别在教室里看到，教学设备还算齐全，电子白板、电脑都有，但使用率似乎不高。一个老师正在给两个年级的学生交替上课。
“教育资源这样配置，教学质量能保证吗？”林别问校长。
校长苦笑道：“只能保证基础教学。音体美这些课程都开不齐，英语老师更是稀缺。”
离开学校，林别随机走访了几户村民。第一户是位独居的老人，住在老旧的土坯房里。儿子儿媳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孙子在县城读初中，由老伴陪读。
“老人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林别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与老人聊起来。
“政府给发了养老金，一个月一百多，够买米面了。”老人说话很朴实，“就是看病难，村卫生所只能看个小病，稍微严重点就要去镇上，路远啊...”
第二户的情况稍好，一对中年夫妇在家经营着一个香菇种植大棚。男主人介绍说，他们原来也在外打工，三年前回乡创业，政府提供了贴息贷款和技术支持。
“一个大棚一年能挣三四万，比打工强，还能照顾老人孩子。”男主人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就是销路不稳定，有时候收购商压价压得厉害。”
林别详细询问了香菇的种植技术、成本收益和市场销售情况，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
下午，在青山村委会的简易会议室里，林别与县、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大家反映的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基础设施仍然薄弱，特别是水利设施老化严重；特色产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足；人才流失严重...
一个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说得实在：“我们不是不想留在家乡，但家乡给我们的机会太少了。我在杭州做电商，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回乡后同样的努力，可能连一半都挣不到。”
云山县委书记汇报了县里的乡村振兴规划，重点提到了发展茶叶、中药材、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但林别在听取汇报时，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们规划中提到要发展五万亩高山茶园，这个规模是怎么确定的？市场销路有保障吗？会不会出现同质化竞争？”
这个问题让县委书记一时语塞：“这个...我们是参考了其他茶区的经验...销路方面，正在联系几家大型茶企...”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但产业选择要科学。”林别语气严肃，“不能盲目跟风，要看市场需求，更要看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他举了个例子：“我刚才在村里看到不少村民种香菇，效益不错。为什么不能把香菇产业做大做强，形成从菌种研发、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这比盲目发展茶叶可能更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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