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北京的天暖和起来了。
何雨柱下班回来，看见院子里多了个陌生人——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坐在堂屋门口，跟母亲说话。
母亲看见他，站起来：“柱子，过来。”
何雨柱走过去。
母亲说：“这是我老同学，姓孙，你叫孙姨。”
老太太站起来，有些拘谨地笑了笑：“何同志，打扰了。”
何雨柱正色向她鞠了一个躬：“孙姨。”
母亲说：“孙姨从东北来的，在北京待几天，来看看我。”
何雨柱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他看得出来——母亲今天不一样，眼角有点红。
晚饭加了两个菜。
刘艺菲在厨房里忙活，阿满扒着门框往里看，时不时跑出来汇报：“妈在做红烧肉！”“妈说还要炒个鸡蛋！”
老太太坐在堂屋里，略有些局促，何家的条件确实好，她还看到了合照，知道这代表什么。
母亲在旁边陪着，话不多，但一直在。
何雨柱找了个空当，把刘艺菲拉到一边：“怎么回事？”
刘艺菲低声说：“妈的旧时私塾老同学，几十年没见了。从东北来的，跟着侄儿过，侄儿在北京有点事，她就跟着来了，想见见妈。”
何雨柱问：“家里情况怎么样？”
刘艺菲摇摇头：“不太好。一会儿吃饭你少问。”
吃饭的时候，阿满成了主力。
她坐在老太太旁边，时不时抬头看她，看一会儿问一句：“奶奶，你从哪儿来的？”
老太太说：“东北。”
阿满问：“东北远吗？”
老太太说：“远，坐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阿满张大了嘴：“一天一夜？那你怎么上厕所？”
核桃差点把饭喷出来。
老太太也笑了，笑着说：“火车上有厕所。”
阿满点点头，又问：“那你来北京干嘛？”
老太太愣了一下，说：“来看看你奶奶。”
阿满说：“你认识我奶奶？”
老太太说：“认识，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同学。”
阿满想了想，问：“那你们怎么好久不见？”
桌上安静了一瞬。
母亲接过话：“阿满，吃饭。”
阿满哦了一声，低头吃饭。
老太太看了母亲一眼，没说话。
吃完饭，阿满拉着老太太去看鸡。
“这是大将军！这是花花！这是白白！这是……”
她一个个介绍，老太太蹲下来，认真地听。
何雨柱站在堂屋门口，看着。
母亲走过来，站他旁边。
何雨柱问：“她家里还有谁？”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个儿子，抗美援朝的时候没了。”
何雨柱没说话。
母亲又说：“还有一个，在哪儿她也不知道。那孩子解放前跑出去的，再没音信。她以为也死了。”
何雨柱扭头看她。
母亲说：“别问。”
何雨柱点点头。
晚上，老太太住在西厢房——何雨水那屋，何雨水出嫁后一直空着，但家具齐全，被褥换一套就好。
何雨柱半夜起来，看见西厢房的灯还亮着。
他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从里头出来，轻轻带上门。
母亲看见他，没说话，回自己屋了。
第二天早上，何雨柱发现母亲的眼睛比昨天还红。
老太太在北京待了三天。
第三天下午，她侄儿来接她，说是事情办完了，该回去了。
阿满拉着她的手不放：“奶奶别走！”
老太太蹲下来，摸摸她的脸：“奶奶得回去，家里还有事。”
阿满说：“那你什么时候再来？”
老太太愣了一下，说：“有空就来。”
阿满说：“那你快点有空。”
老太太笑了，笑着说：“好。”
她站起来，看了母亲一眼。
母亲走过去，握住她的手。两个老人就那样站着，谁也没说话。
站了很久，老太太说：“走了。”
母亲点点头。
老太太转身，跟着侄儿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她忽然回头，看了母亲一眼，然后走了。
母亲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扇门。
阿满跑过去，抱住她的腿：“奶奶，你哭了吗？”
母亲低头看她，说：“没有。”
阿满说：“你眼睛红了。”
母亲没说话。
阿满想了想，说：“奶奶，我陪你。”
母亲把她抱起来，抱得很紧。
那天晚上，何雨柱去书房，从空间里拿了些东西——粮票、布票，还有一点钱。他包好，放在桌上。
第二天一早，他跟母亲说：“这些东西，给孙姨寄过去吧。就说是你给的。”
母亲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东西收下了。
过了十几天，母亲收到一封信，东北寄来的。信上只有几句话：
“婉如，东西收到了。别寄了，我够用。这辈子还能见一面，值了。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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