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冬，北京医院。
走廊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何雨柱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扇半掩的门。
他见过胡公很多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一月，陈主任带他去的。
那会儿他十四岁，站在门外等，手心全是汗，只是盯着墙角的那棵海棠树。
陈主任出来，冲他招手。
他进去，胡公坐在那里，看着他说：“陈主任跟我讲了你的事。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他站着，不知道说什么。
胡公笑了，说：“别紧张。往后好好干，有什么事，找陈主任。”
就这几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见过几次。有时在陈主任办公室，有时在别的地方。
都是办事，说完就走。胡公话不多，他也话不多。
结婚的时候，他送来了他的嘱托，他的祝福，胡公一直把他当作孩子。
再牛的特工，即使强如何雨柱，也比不上胡公一根手指头。
最难忘的是六二年那次。核桃刚几个月大，他带着刘艺菲和孩子去的。
胡公和邓大姐都在，还有陈主任。在花厅里，照了一张相。
那张相片，现在还在堂屋墙上挂着。
那是他这辈子最体面的一天。
六七年胡公看形势不对，把他送去档案馆避险，那里只有故纸堆，最安全。
邓大姐从病房里出来，看见他，点点头。
“来了。”
何雨柱点点头。
邓大姐说：“进去吧，他等你。”
何雨柱推开门，走进去。
病房里还有一个人，五十多岁，穿便装，站得笔直。
何雨柱认识——调查部的最高领导，姓汪。
胡公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
他走过去，站在床边。
胡公睁开眼睛，看见他，嘴角动了动。
“柱子来了。”
何雨柱嗯了一声。
胡公看着他，忽然说：“小汪，你先出去。”
汪同志点点头，退出去，带上门。
病房里只剩下三个人。
胡公看着邓大姐，说：“小超，这个人，我交给你了。”
邓大姐点点头。
胡公说：“他九岁跟的李克农。抗美援朝，西北那边，他都干过。还有一批东西，文物，他从海外带回来的。”
邓大姐看着何雨柱。
胡公说：“东西放哪儿，我不知道。他从来不说。但我知道有。”
何雨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胡公看着他，忽然笑了。
“四九年第一次见你，你十四岁，站得笔直。”
何雨柱喉咙发紧。
胡公说：“那会儿我就想，这孩子，话少，心里有数。”
他顿了顿，喘了口气。
“后来见了那么多次，你话还是少。但事办得漂亮。”
何雨柱低下头。
胡公说：“六二年那次，你带媳妇孩子来，核桃才几个月。那会儿我就想，这孩子有家了，稳了。”
何雨柱抬起头，看着他。
胡公说：“你做的那些事，不能让人知道。但有人记得。”
何雨柱站在那里，眼泪开始往下流。
他没有声音，就那么站着，眼泪顺着脸往下淌。
胡公看着他，轻声说：“柱子，你哭吧。”
这句话像把钥匙，像是打开了几十年的锁，让他终于崩溃了。
本质上，他跟袁，那些大西北的人，没什么区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多年的隐藏，让他渐渐变得不再是他，外表包裹着厚厚的一层壳。
何雨柱站在那儿，肩膀开始抖。
胡公躺在那里，看着他，没有说话。
邓大姐走过来，握住他的手。
过了一会儿，胡公说：“哭完了？”
何雨柱点点头。
胡公说：“哭完了，我还有话说。”
何雨柱擦了一把脸，站直了。
胡公说：“以后有事，找小超。”
何雨柱点点头。
胡公说：“你的事，小汪接手。他知道该怎么做。”
何雨柱又点点头。
胡公看着他，忽然抬起手。
何雨柱走过去，握住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但还有力气。
胡公说：“好好过日子。”
何雨柱说不出话，只是点头。
胡公松开手，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看着何雨柱。
“去吧。家里还有人在等你。”
何雨柱退后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他转身，走出病房。
走廊里，汪同志站在那儿。
何雨柱走过去，在他面前站住。
汪同志说：“何雨柱同志，你的事，我接着。”
何雨柱点点头。
汪同志说：“胡公的话，记住了？”
何雨柱说：“记住了。”
汪同志拍拍他肩膀，没再说话。
何雨柱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到尽头，推开那扇门。
外头是冬天的北京，灰蒙蒙的天，冷风往脸上扑。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站了很久。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刘艺菲在门口等他，看见他回来，没问，只是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来。
何雨柱坐下，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阿满跑过来，往他腿上一趴。
“爸，你干嘛去了？”
何雨柱说：“看个人。”
阿满说：“看谁？”
何雨柱说：“一个老朋友。”
阿满点点头，趴在他腿上，没再问。
粟粟从屋里出来，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话。
核桃放下手里的书，说：“爸，吃饭吧。”
何雨柱嗯了一声。
他吃着吃着，忽然说：“今天有人跟我说，好好过日子。”
阿满抬头：“谁说的？”
何雨柱说：“一个老朋友。”
阿满说：“他说得对。”
何雨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刘艺菲看着他，没说话，但眼睛里有话。
窗外，月亮很亮。
屋里，灯光暖黄黄的。
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一家人。
好好过日子。
他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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