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冬,北京医院。
走廊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何雨柱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扇半掩的门。
他见过胡公很多次。
第一次是一九四九年一月,陈主任带他去的。
那会儿他十四岁,站在门外等,手心全是汗,只是盯着墙角的那棵海棠树。
陈主任出来,冲他招手。
他进去,胡公坐在那里,看着他说:“陈主任跟我讲了你的事。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他站着,不知道说什么。
胡公笑了,说:“别紧张。往后好好干,有什么事,找陈主任。”
就这几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后来见过几次。有时在陈主任办公室,有时在别的地方。
都是办事,说完就走。胡公话不多,他也话不多。
结婚的时候,他送来了他的嘱托,他的祝福,胡公一直把他当作孩子。
再牛的特工,即使强如何雨柱,也比不上胡公一根手指头。
最难忘的是六二年那次。核桃刚几个月大,他带着刘艺菲和孩子去的。
胡公和邓大姐都在,还有陈主任。在花厅里,照了一张相。
那张相片,现在还在堂屋墙上挂着。
那是他这辈子最体面的一天。
六七年胡公看形势不对,把他送去档案馆避险,那里只有故纸堆,最安全。
邓大姐从病房里出来,看见他,点点头。
“来了。”
何雨柱点点头。
邓大姐说:“进去吧,他等你。”
何雨柱推开门,走进去。
病房里还有一个人,五十多岁,穿便装,站得笔直。
何雨柱认识——调查部的最高领导,姓汪。
胡公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
他走过去,站在床边。
胡公睁开眼睛,看见他,嘴角动了动。
“柱子来了。”
何雨柱嗯了一声。
胡公看着他,忽然说:“小汪,你先出去。”
汪同志点点头,退出去,带上门。
病房里只剩下三个人。
胡公看着邓大姐,说:“小超,这个人,我交给你了。”
邓大姐点点头。
胡公说:“他九岁跟的李克农。抗美援朝,西北那边,他都干过。还有一批东西,文物,他从海外带回来的。”
邓大姐看着何雨柱。
胡公说:“东西放哪儿,我不知道。他从来不说。但我知道有。”
何雨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胡公看着他,忽然笑了。
“四九年第一次见你,你十四岁,站得笔直。”
何雨柱喉咙发紧。
胡公说:“那会儿我就想,这孩子,话少,心里有数。”
他顿了顿,喘了口气。
“后来见了那么多次,你话还是少。但事办得漂亮。”
何雨柱低下头。
胡公说:“六二年那次,你带媳妇孩子来,核桃才几个月。那会儿我就想,这孩子有家了,稳了。”
何雨柱抬起头,看着他。
胡公说:“你做的那些事,不能让人知道。但有人记得。”
何雨柱站在那里,眼泪开始往下流。
他没有声音,就那么站着,眼泪顺着脸往下淌。
胡公看着他,轻声说:“柱子,你哭吧。”
这句话像把钥匙,像是打开了几十年的锁,让他终于崩溃了。
本质上,他跟袁,那些大西北的人,没什么区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多年的隐藏,让他渐渐变得不再是他,外表包裹着厚厚的一层壳。
何雨柱站在那儿,肩膀开始抖。
胡公躺在那里,看着他,没有说话。
邓大姐走过来,握住他的手。
过了一会儿,胡公说:“哭完了?”
何雨柱点点头。
胡公说:“哭完了,我还有话说。”
何雨柱擦了一把脸,站直了。
胡公说:“以后有事,找小超。”
何雨柱点点头。
胡公说:“你的事,小汪接手。他知道该怎么做。”
何雨柱又点点头。
胡公看着他,忽然抬起手。
何雨柱走过去,握住那只手。瘦得只剩骨头,但还有力气。
胡公说:“好好过日子。”
何雨柱说不出话,只是点头。
胡公松开手,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看着何雨柱。
“去吧。家里还有人在等你。”
何雨柱退后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
然后他转身,走出病房。
走廊里,汪同志站在那儿。
何雨柱走过去,在他面前站住。
汪同志说:“何雨柱同志,你的事,我接着。”
何雨柱点点头。
汪同志说:“胡公的话,记住了?”
何雨柱说:“记住了。”
汪同志拍拍他肩膀,没再说话。
何雨柱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到尽头,推开那扇门。
外头是冬天的北京,灰蒙蒙的天,冷风往脸上扑。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片灰蒙蒙的天,站了很久。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刘艺菲在门口等他,看见他回来,没问,只是把热好的饭菜端上来。
何雨柱坐下,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阿满跑过来,往他腿上一趴。
“爸,你干嘛去了?”
何雨柱说:“看个人。”
阿满说:“看谁?”
何雨柱说:“一个老朋友。”
阿满点点头,趴在他腿上,没再问。
粟粟从屋里出来,看了他一眼,也没说话。
核桃放下手里的书,说:“爸,吃饭吧。”
何雨柱嗯了一声。
他吃着吃着,忽然说:“今天有人跟我说,好好过日子。”
阿满抬头:“谁说的?”
何雨柱说:“一个老朋友。”
阿满说:“他说得对。”
何雨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刘艺菲看着他,没说话,但眼睛里有话。
窗外,月亮很亮。
屋里,灯光暖黄黄的。
他坐在那儿,看着这一家人。
好好过日子。
他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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