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眉带疤的“胡表舅”，像一片关键的拼图，瞬间让模糊的犯罪轮廓清晰起来。根据摊主和码头工人的描述，以及近期系列失踪案的特征，一个利用水路、流窜作案、诱骗贩卖年轻女性的犯罪团伙，已然浮出水面。
分局对此案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专案组。但由于案件可能涉及跨区域流窜，甚至连接着省外的人口贩卖网络，常规的在本市布控蹲守，很可能再次陷入被动。必须主动出击，找到这个“刀疤胡”的踪迹，顺藤摸瓜，才能解救像小娟一样的受害者。
就在专案组研究下一步行动方向时，李振邦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张所长，陈科长，”在分局的案情分析会上，李振邦指着地图上苏北地区的方位，“根据码头那边的信息，这个‘刀疤胡’经常接触跑内河运输的船老大，航线多通往苏北。而苏北地区，历来是人口流出地，也存在一些历史上形成的、比较隐蔽的贩卖通道。我怀疑，被拐的少女很可能被迅速转运到了那边进行销赃。”
他顿了顿，继续阐述他的理由，这些理由融合了他对犯罪地理学的现代理解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认知：“在上海本地，我们大规模搜寻了这么久都没有结果，说明他们一定有非常迅速的转移渠道和隐蔽的藏匿点。与其在这里大海捞针，不如派人前往可能的终点站——苏北相关地区，进行秘密调查。如果能找到接收方，或许就能反向挖出整个运输链条和首脑。”
这个提议让与会者都有些惊讶。跨省追凶，在通讯和交通都极其不便的1950年代，意味着巨大的困难和高度的风险。人生地不熟，介绍信一旦失效，就可能寸步难行，甚至遭遇危险。
陈科长沉吟良久，目光锐利地看着李振邦：“振邦同志，你的分析有道理。但是，跨省行动，非同小可。你考虑过其中的困难吗？”
“考虑过。”李振邦挺直腰板，语气坚定，“正因为困难，才更需要去尝试。我们是警察，受害者还在等着我们去救。我对这个案子的线索最熟悉，也做过一些犯罪心理和路径的分析。我愿意去！”
他的话掷地有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责任感和勇气。张所长看着自己这个爱将，眼中既有担忧，也有骄傲。最终，在经过慎重讨论和向上级请示后，分局决定采纳李振邦的建议，组建一个精干的两人小组，前往苏北进行前期侦查。组长由侦查科一位经验丰富、熟悉苏北情况的老同志担任，李振邦作为组员，主要负责线索分析和辨认嫌疑人。
临行前，气氛凝重。
张所长反复叮嘱：“振邦，出门在外，一切小心！安全第一！遇到情况，不要蛮干，及时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老赵默默塞给他一包烟叶和一小瓶烧酒，“乡下地方，冷，湿气重，必要时驱驱寒。”王铁柱则帮他仔细检查了随身物品，特别是那封至关重要的、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
而最让李振邦心绪难平的，是林淑娴。
得知他要执行危险的外勤任务，林淑娴的脸上写满了担忧。她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分局送行，只能在李振邦出发前一天的傍晚，托人带给他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双厚实的羊毛袜，一双针脚细密的鞋垫，还有一张简短的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务必珍重，盼平安归来。”
字迹一如既往的清秀，却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能传递那份深切的牵挂。李振邦将字条仔细收好，抚摸着柔软的羊毛袜，心中充满了温暖的力量。这份超越同志的情谊，是他此行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旅程的艰辛，远超李振邦的想象。
他们先乘坐拥挤不堪、缓慢颠簸的长途汽车，离开上海。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气味，路面坑洼不平，短短几百公里路程，竟走了整整一天。抵达苏北的一个县城后，根据有限的线索，他们又换乘骡车，甚至依靠双腿，深入更为偏僻的乡镇。
眼前的景象，与上海的繁华截然不同。这里更加贫穷，土坯房随处可见，村民们面有菜色，眼神中带着几分麻木和警惕。语言沟通也存在障碍，浓重的方言常常需要连比划带猜。
李振邦的搭档，那位姓雷的老侦查员，是个沉默寡言、但经验极其丰富的老公安。他教会了李振邦如何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与当地人打交道，如何从茶馆酒肆的闲谈中捕捉有用的信息，如何识别那些游手好闲、可能接触灰色地带的地头蛇。
他们伪装成收购土特产的行商，拿着“刀疤胡”的模拟画像（由李振邦根据描述绘制），小心翼翼地打听。过程缓慢而枯燥，如同沙里淘金。几天下来，收获甚微，有时还会引起当地一些不明身份人员的窥探。
但李振邦没有气馁。 他运用现代刑侦的思维，将调查重点放在了几类关键地点：交通要道上的车马店、水路码头附近的茶馆、以及那些明显不符合当地消费水平、却常有外来人员出入的饭馆。他相信，只要这个网络存在，就一定会留下活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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