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瞎子屯的夜，是那种能吞噬一切声音的、沉甸甸的漆黑和死寂。林业站的小木屋里，只有炉膛里偶尔木材爆裂的噼啪声，以及窗外永无止息的风啸。李振邦躺在冰冷的板铺上，盖着厚重却依然挡不住寒气入侵的棉被，久久无法入睡。
陌生的环境，未知的任务，以及那种远离组织和战友的深切孤独感，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他。他反复回忆着冯局长的交代，回忆着“老猎人”这个代号，脑海中设想着无数种接头的场景和可能遇到的危险。这里的空气似乎都凝固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每一个陌生的面孔，都可能带着伪装。
第二天清晨，他是被冻醒的。炉火早已熄灭，屋内温度比外面高不了多少。他学着站长的样子，笨拙地生起炉子，浓烟呛得他直流眼泪。站长只是默默地看着，递给他一块硬得像石头般的列巴（一种俄式面包）和一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
白天的林业站几乎没什么正经工作。所谓的“技术员”身份，在这样一个以原始伐木和简单采集为主的地方，显得有些多余。站长大部分时间都沉默地擦拭着他的猎枪，或者出门巡山，留下李振邦一人。这正好给了他熟悉环境和观察屯民的机会。
他裹紧棉袄，围上围巾，走出了林业站。屯子很小，几乎一眼就能望到头。零落的木刻楞房子歪歪斜斜地扎根在冻土上，烟囱里冒出的烟都显得有气无力。几个孩子在冰封的河面上抽打着陀螺，脸蛋冻得通红，看到李振邦这个生人，都停下动作，用好奇而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他。
他试着和遇到的屯民打招呼，得到的回应多是含糊的点头或干脆的无视。这里的人们似乎对外来者有着天生的戒备，语言也不完全相通（除了汉语，还能听到俄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零星词汇）。他注意到，屯子里有一家挂着破旧招牌的“合作社”，应该是物资交换点；还有一个稍大些的木屋，门口挂着褪色的红五星，大概是屯委会所在。
他的目光，更多地停留在那些行踪略显特殊的人身上：
一个是经常赶着马拉爬犁进出屯子的汉子，穿着光板的羊皮袄，脸色黝黑，眼神锐利，爬犁上有时空着，有时装着些皮货或山货。他似乎与屯子里的人都熟稔，但交谈不多。
另一个是独自住在屯子最边缘的一个老太太，人们叫她“马寡妇”，很少与人交往，但偶尔会有陌生面孔在夜晚悄悄进出她家低矮的木屋。
还有一个是屯委会的会计，戴着断腿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与周围粗犷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总是夹着个账本匆匆来去。
李振邦默默记下这些观察，不敢有任何明显的打探举动。他知道，在这片看似与世隔绝的土地上，任何一丝不寻常的关注，都可能引起暗处眼睛的警觉。
日子一天天过去，枯燥而缓慢。李振邦努力扮演好一个沉默寡言、初来乍到、对山林工作充满好奇却又笨手笨脚的年轻技术员角色。他帮站长整理一些杂乱无章的所谓“林业资料”，学着辨认几种常见的树木，偶尔也跟着站长去附近的山林边缘转一转，美其名曰“熟悉林况”，实则是借机观察地形和可能的隐秘路径。
他在等待，耐心地等待“老猎人”的出现。 约定的初步接头信号，是他在合作社购买特定牌子的烟丝，并在特定时间出现在屯子西头那棵孤零零的老榆树下。他按照指示做了两次，但除了呼啸的寒风和偶尔掠过的乌鸦，什么也没有等到。
这种等待煎熬着他的神经。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是否已经暴露？联络人是否出了意外？还是对方也在观察和考验自己？
就在这种焦虑几乎要达到顶点时，转机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傍晚出现了。
那天，站长罕见地没有早早睡下，而是拿出一个酒壶，示意李振邦一起喝点驱寒。几口烈酒下肚，站长的话多了起来，尽管汉语生硬，但李振邦连猜带蒙，也能听懂大概。他说起了山里的传说，说起了熊瞎子的厉害，说起了往年闯关东的艰辛。
“……这旮沓，看着荒，水里泥里，啥都有。”站长浑浊的眼睛望着跳动的炉火，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有的东西，藏得深，得有耐心，等它自己露头。就像打猎，急不得。”
李振邦心中一动，感觉站长的话似乎若有所指。他谨慎地没有接话，只是默默地听着。
第二天，站长说要进山去看看之前下的套子有没有逮到东西，让李振邦看家。站长这一去，直到天黑透了也没回来。李振邦有些担心，正准备出门打听，木屋的门却被推开了。
进来的不是站长，而是一个身影佝偻、裹着厚重皮袄、帽檐压得很低的老者。他手里提着一只还在滴血的野兔子。
“娃子，你是新来的技术员？”老者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
“是，老人家您是？”李振邦警惕地站起身。
“我是屯子东头的，姓刘。老刘头（站长姓刘）让我给你送点野味，他今晚回不来了，在林号子（临时猎棚）歇了。”老者把兔子扔在门口，拍了拍身上的雪，看似随意地走到炉边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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