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抬起头，眼神浑浊，喃喃道：“我给我儿子写信……他收不到……他们说地址不对……”
李振邦接过那封信，信封已经磨得起毛，收信人地址写的是一个早期志愿军入朝时的部队番号和代号，这种代号早已变更。他仔细询问才知道，老人的儿子是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已经一年多没有音讯了。老人不识字，这封信是求隔壁识字的学生娃写的，她每天都会来邮局问问，期盼着能有奇迹。
李振邦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和那双充满期盼又绝望的眼睛，心中无比难受。他无法告诉老人真相，那太过残忍。他只能安抚老人，说会帮她把信转交给相关部门，想办法联系。他自掏腰包，按照最新的、可能联系的上的部队代号，重新寄出了这封信，尽管他知道，希望极其渺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这位母亲留下一点渺茫的念想。
还有一次，是一起涉及军属的纠纷。一位志愿军战士的妻子，在工厂做工时，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晕倒了，厂里按规定让她休息，扣发了部分工资。婆家人不理解，认为厂里欺负军属，闹到了厂里。李振邦介入后，没有简单调解，他深入了解情况，发现这位军嫂独自抚养年幼的孩子，照顾年迈的公婆，还要完成繁重的生产任务，确实已经到了极限。他一方面协调工厂，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最大照顾，另一方面联系街道和妇联，发动邻居和同事，轮流帮她分担家务、照看孩子。他对那位军嫂说：“弟妹，你在后方照顾好家，让前方的兄弟安心打鬼子，你就是功臣！有困难，跟我们说，跟组织说！”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处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琐事，消耗了李振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比破案更让人心力交瘁。但他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稳定好一个大后方，抚平一个家庭的创伤，解决一位军属的实际困难，其意义，丝毫不亚于破获一起敌特案件。这同样是战斗，是一场关乎人心、关乎信念的无声战斗。
在这期间，他与林淑娴的通信也多了起来。林淑娴在信中提到，上海也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她们技术科的女同志也熬夜为志愿军缝制御寒的手套和袜子。她在信中说：“……每每想到我们此刻的忙碌，能化为前线将士身上的一丝暖意，手中的一份力量，便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振邦，你在北方，接触到的牺牲与奉献更为直接，望你保重身体，亦要守护好自己的心火。”
读着她的信，李振邦仿佛能感受到远方那份温柔的牵挂与理解。这让他在这条充满沉重与感动的道路上，多了一份温暖的慰藉。
秋去冬来，北国再次被冰雪覆盖。一天，李振邦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去一趟市局招待所。在那里，他见到了两位风尘仆仆、穿着志愿军军官制服的人。他们是来自前线某部的政治处干事，奉命前来核实一位名叫李根生的烈士在前的一些情况，并寻找其可能的亲属。
“李根生？”李振邦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当他看到对方提供的烈士基本信息——原籍、年龄、入伍时间——时，一个模糊的记忆被唤醒。他立刻翻出之前走访的名册和记录，终于想起来了！是那个在雨中跪别母亲、一家三兄弟已有两人牺牲的王家老三！他的大名，就叫王根生！（之前欢送场景用的是小名“三娃子”）
他……也牺牲了？！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当这个猜测被证实时，李振邦还是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的窒息。那位母亲，在接连失去两个儿子后，又失去了她最后一个儿子！一家满门忠烈！
两位军官证实了李振邦的猜测，神情肃穆。王根生同志在一次阻击战中，为掩护战友转移，独自坚守阵地，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部队正在为他申报特等功。
“他的母亲……知道了吗？”李振邦声音沙哑地问。
“还没有。按照程序，应由地方民政部门会同部队同志一起送达通知。我们了解到您之前走访过王家，对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想请您……一同前往。”一位军官语气沉重地说。
李振邦没有任何犹豫：“我去！”
再次踏上通往王大娘家的那条熟悉的小路，李振邦的脚步前所未有的沉重。天空飘着细雪，如同无数洁白的纸钱。同行的除了两位军官，还有街道主任和民政科的同志。
敲开门，王大娘看到这么多人，尤其是穿着军装的人，愣了一下，随即，她似乎明白了什么，身体晃了晃，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但她强撑着，没有倒下，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微微颤抖的手，扶住了门框。
“大娘……”李振邦上前一步，喉咙哽咽，不知该如何开口。
一位军官上前，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双手捧着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小盒子（里面是烈士证明书和军功章），声音沉痛而清晰：“王大娘，我们是王根生同志所在部队的。根生同志……在朝鲜战场上，为了掩护战友，英勇作战，壮烈……牺牲了。他是特等功臣，是中国人民的英雄！我们代表部队，来看望您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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