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非典一来，打乱了太多事儿。可甭管怎么乱，有件顶天大的事，就像一根定海神针似的，牢牢钉在千千万万个家庭心里头——那就是高考。
对于像许年他们这样的高三学生来说，这本就是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年份，压力比山还大。可谁承想，2003年这拨学生，注定要经历点“特别”的。
头一桩意想不到的，就是考试日子突然提前了。
其实啊，把高考从沿袭了多少年的7月挪到6月，上头早就有过风声，也找过些地方试点。道理明摆着：7月天儿太热，酷暑难当，考生坐在教室里挥汗如雨，容易中暑，也影响发挥。6月虽说也热，但总归比7月的“蒸笼”模式要强点儿。可想法归想法，真要到全国推行，那还得些时日。偏偏赶上这么一场非典，好多事情都按下了快进键。这疫情一来，学生们复习节奏乱了，人心也不定，要是再按老黄历拖到7月，变数更大。于是，教育部门一锤定音：2003年高考，就定在6月7号、8号！
这消息传开来，对于正憋在家里、一边防着病毒一边拼命啃书本的毕业班学生和老师来说，好家伙，那可真不是“通知”，简直像在平静（或者说压抑）的湖面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提前了一个月？！”这几乎是所有高三学生和家长脑子里炸开的第一个念头。原本指望着靠最后那一个月查漏补缺、冲刺拔高，这下可好，复习的“进度条”咔一下被砍掉一大截。那种感觉，就像跑马拉松，眼看着还剩最后几公里，可以调整节奏冲刺了，裁判却突然把终点线往前挪了一公里，逼得你不得不立刻拼尽全身力气。真是打得人措手不及，空气里的焦灼味儿，噌一下就冒起来了。
考试日子提前，还只是第一道坎儿。更让人揪心的，是咋能在这么个特殊时期，把这场上百万人参加的大考，给安排得既安全又公道。
上头下了死命令，教育口和卫生口联合起来，琢磨出了一套细到不能再细的“高考防疫章程”。那阵势，对于经历过后来更严密防控的人们来说，可能不算啥，但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头一遭，透着十足的紧张和严肃。
考点门口，是第一道关。 那年月，红外线测温仪还是个稀罕物，常见的是工作人员拿着耳温枪或者额温枪，严阵以待。每个考生和考务人员，都得先过这“一枪”，体温正常，才能往里走。要是哪个考生额头上显示的温度超过了标准线，心立马就得提到嗓子眼。不过，预案是有的：专门的“备用隔离考场”早就准备下了，通常设在通风极好的角落，里头可能就安排一两个考生，有专门的监考老师穿着更严实的防护服盯着。这么做，既保证了发烧考生能考试，也避免了影响他人。
考场里头，规矩也变了。 以前教室里桌椅挨得紧紧的，现在全都拉开了距离，豁亮了不少。窗户一律开着，保持空气流通。考前一天，就有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喷消毒水，那股子味道，直到开考时似乎还没完全散尽。考点里还划出了专门的隔离区域和应急通道，万一真有突发情况，能立马反应。
学校老师也比以前啰嗦多了，天天盯着问：“有没有发烧咳嗽？家里人都好吧？” 那意思很明白，不光要对自己负责，也得对一屋子同学负责。
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可把组织考试的人们给累得够呛。但没人敢马虎，这可是关系到无数孩子前程的大事，更是社会秩序能不能在特殊时期稳住的大事。用当时文件里的话说，就是要确保“平安、顺利、公平”。
同时对于考生来说，这些前所未有的规矩，带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紧张是肯定的，谁不怕万一测体温时紧张得体温升高？或者考场里有人咳嗽引得人心惶惶？但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氛围，也让他们在十八岁的年纪，就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一种超出课本的责任感——遵守规则，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家。他们得在这种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压力下，学会稳住心神，完成人生中这场最重要的考试之一。这本身，就成了2003年高考一份独特的、让人终生难忘的“附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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