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社的木牌挂起来那天，阿木特意选了个晴天。牌子是老哈用漠北的硬木做的，上面刻着“陆海农桑社”五个字，金大婶用红漆描了边，伊莎在角落刻了朵小小的番茄花，小石头则在背面画了片沉甸甸的稻穗。
开张第一天，就来了不少人。有长安周边的农户，捧着自家种的瘪粒麦子来请教；有西域来的商人，想换些耐旱的玉米种带回故乡；还有几个高丽的船工，说要学中原的“堆肥法”，好改良岛上的沙地。
阿木在社里辟了间小账房，墙上挂着三张图：一张是各地作物的“生长周期表”，标注着南洋胡椒的开花期、东非番薯的收获月；一张是“种子交换簿”，谁拿了什么种，承诺秋收后还多少新粮，都记得清清楚楚；最特别的是张“互助图”，用不同颜色的线连着人名——老哈帮农户驯牛，农户教老哈育秧；金大婶教绣娘种棉花，绣娘给金大婶缝农具袋。
“阿木先生，这账算得也太细了。”一个农户指着交换簿上的“借十还十二”皱眉，“不就几粒种子吗？还要多还两成？”
阿木笑着递过一碗新煮的玉米粥：“您尝尝这个。”农户喝了口，香甜的滋味在舌尖散开。“这玉米种，是我们用三袋胡椒从南洋换来的，又在试验田试种了两年才敢推广。多还的两成，不是要赚您的，是留着当新种子，传给下一户人家。”他翻开账册，指着上面的流转记录，“您看，这袋种子从东非到长安，已经换了七户人家，每一户都多留了点，现在才有这么多苗。”
农户看着账册上密密麻麻的名字，忽然明白了：“这哪是借种子，是借个盼头啊。”他痛快地在簿子上按了手印，“我秋收后多还三成，给你们留着改良土壤用！”
账房外，古丽雅带着绣坊的姐妹们在缝“农具罩”。粗布底子上，用彩色丝线绣着不同的作物图案：给老哈的锄头罩绣着麦穗，给金大婶的镰刀罩绣着棉花，给伊莎的洒水壶罩绣着番茄。
“这针脚得密点，”古丽雅手把手教一个东瀛绣娘，“不然泥水渗进去会生锈。你看这波浪纹，要顺着木柄的弧度绣，才贴服。”
东瀛绣娘学得认真，指尖被针扎了也不吭声，只是盯着绣布上的番茄出神：“我们岛上也有种番茄，就是结的果子小，要是能种出你们这样的……”
“能的。”古丽雅打断她，从竹篮里拿出包好的番茄种，“这是用你们那边的品种和西域的杂交出来的，耐湿，适合海岛气候。等绣完这几个罩子，我带你去试验田，教你怎么育苗。”
小石头的“农桑图”越画越厚。他跟着阿木去田间，把不同作物的生长状态画下来：刚破土的番薯芽像只小手，结满棉桃的棉株像堆雪，最逗的是老哈种的燕麦，风吹过时摇摇晃晃，像一群在跳舞的小矮人。
这天午后，波斯商人哈桑急匆匆跑来，手里捧着个陶罐：“不好了！我从西域带来的麦种，不知怎么发霉了！”罐子里的麦粒黏糊糊的，长着一层绿毛，散发着霉味。
阿木接过陶罐仔细看了看，又闻了闻：“是回潮了。西域干燥，长安多雨，得用‘石灰防潮法’。”他带着哈桑去仓库，教他用石灰袋垫底，再把麦种装进透气的麻袋，“你看，这样既能防潮，又能透气，保管不会发霉。”
哈桑看着阿木熟练地操作，忽然红了眼眶：“在波斯，我爹总说‘商人只认利’，可在这儿，你们教我种地、防潮，分文不取……”
“因为我们算的不是一笔账。”阿木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把麦种带回去种活了，明年就能给我们送新麦；我们把番薯种给你，你就能在波斯推广。这账，越算越厚，越算越暖。”
夕阳斜照进新农社，账房的算盘声、绣坊的针线声、孩子们的嬉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热闹的歌。阿木看着墙上的互助图，那些彩色的线已经织成了一张密网，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都网在里面。
古丽雅举着刚绣好的“社旗”走进来，旗上绣着五谷丰登的图案，稻穗缠着葡萄藤，棉花旁结着番茄。“挂在门口，让老远的人都能看见。”
小石头举着画本，在旗角添了个小小的太阳：“这样就更亮了！”
阿木望着那面旗，忽然想起出海前萧彻说的“天下粮仓”。当时觉得是句宏大的愿景，此刻看着账册上流转的种子、绣品上交织的纹样、画本上欢笑的人影，才明白这愿景从来不是靠某个人实现的，而是靠一双双握过锄头的手、拈过针线的手、执过画笔的手，凑在一起，把一粒粒种子，种成了满天下的希望。
暮色渐浓，新农社的灯亮了起来，照亮了账册上的字迹、绣绷上的线头、画本上的色彩。远处的田埂上，新苗在夜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数着下一个丰收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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