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汉十八年·夏·贵山城行宫：
伊犁河谷的筑城与屯田事宜在李凌的主持下如火如荼地展开，来自后方的人员、物资正通过逐渐恢复畅通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向西输送。帝国经营西域的战略，正迈出坚实而关键的一步。
然而，就在刘据于行宫之中审阅各地奏报，规划下一步方略时，一份来自随军御史的密奏，却如同一根尖锐的刺，扎入了这繁忙而充满希望的氛围中。
奏报并非来自李凌，而是由一位名叫孔仅的随军御史，绕过正常渠道，直接以密奏形式呈送御前。内容并非军情捷报，而是措辞激烈、引经据典的——弹劾！
弹劾的对象，正是风头正盛、刚刚被委以伊犁都护重任的李凌！
奏疏中，孔仅以极其严厉的语气，详细描述了很可能是从某些幸存士兵或随军文吏口中得知李凌在北方河谷下令射杀伊列俘虏及妇孺的“暴行”。
他痛陈此举“有伤天和，悖逆仁德”，“纵敌酋有罪，妇孺何辜？”，指责李凌“滥施杀戮，非仁者之师所为”，严重损害了大汉“抚绥万邦、怀柔远人”的天朝形象，使帝国威严蒙上暴戾之阴影。
最后，他强烈要求皇帝“明正典刑，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并向天下昭示大汉乃仁义之邦。
看完这份奏疏，刘据的眉头深深皱起，并非因为震惊于李凌的行为——李凌之前的奏报中已隐晦提及此事，他早有心理准备——而是烦恼于此事竟被如此正式地捅到了御前。
他的内心，其实是理解甚至赞同李凌的。
作为一个拥有后世记忆的穿越者，他读过太多历史，深知草原民族的生存逻辑与中原农耕文明截然不同。他们崇尚弱肉强食，敬畏强者，对于仁慈和宽恕，往往解读为软弱可欺。
汉朝初年对匈奴的和亲与馈赠，并未换来边境的和平，反而助长了其贪婪之气。直到武帝时期持续不断的狠厉打击，才真正打出了数十年的相对安宁。
“畏威而不怀德”，这五个字，是他对北方游牧民族性格的深刻认知。
李凌的手段固然酷烈，但在此特定情境下，或许是最有效、最能避免未来更大伤亡的无奈选择。这点“恶名”，与帝国西陲的长远安全相比，在刘据的价值天平上，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这些话，他作为皇帝，绝不能公开说出口。帝国的统治需要儒家“仁德”作为外衣来粉饰，需要一套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他不能公然支持“滥杀”，那会授人以柄，动摇统治根基。
于是，刘据采取了惯常的策略——拖和糊弄。他提起朱笔，在那份奏疏上批阅道：“前线战事纷杂，传闻多有谬误。李将军忠勇为国，朕所知之。此事容后再议。”企图将此事淡化处理，冷处理掉。
然而，刘据低估了这位孔仅御史的“轴劲”和书生意气。
数日后，孔仅竟然再次请见，而且态度异常坚决。当着几位近臣的面，他竟直接质疑皇帝的批复：“陛下！此事绝非空穴来风！军中多有目睹者，岂是‘传闻’二字可掩？臣恳请陛下，传召随军监军前来对峙，便可真相大白！若臣所奏不实，甘受反坐之罪！”
这一将军，将刘据逼到了墙角。朝堂之上，最重“事实”和“程序”。皇帝若一味回护，显然有偏袒之嫌，难以服众。
刘据心中愠怒，面上却不得不维持平静：“监军远在伊犁，军务繁忙，岂能因一言弹劾便轻易召回？此事容朕思之，卿且退下。”
他本以为再次拖延，能让对方知难而退。岂料，这位孔御史竟似吃了秤砣铁了心，不知用了何种方法，或许是通过其他御史系统的渠道，竟然真的说动了那位远在数千里外的随军监军！
十余日后，当内侍禀报御史孔仅与伊犁随军监军一同在行宫外求见时，刘据的脸色瞬间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书生竟有如此能量和胆量，更没想到那监军竟真的敢擅离职守，跑回来对质！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政务流程，带着一种逼宫的意味。
“宣！”刘据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强压着滔天怒火。
孔仅和那位风尘仆仆、面带忐忑的监军走入殿内。孔仅一脸正气凛然，仿佛掌握了确凿证据的谏臣；而那监军则目光闪烁，显然深知此事风险巨大。
对峙很快开始。孔仅咄咄逼人，追问河谷细节。那监军在皇帝冰冷的目光和御史的逼问下，支支吾吾，最终还是承认了“确有其事”，但试图为李凌辩解，强调当时军情紧急，伊列人凶悍难制云云。
孔仅如获至宝，立刻转向刘据，亢声道：“陛下！监军已证实！李凌滥杀，罪证确凿！请陛下即刻下旨，锁拿李凌回京治罪，以正国法，以安天下！”
殿内一片死寂。所有侍立的官员都屏住了呼吸，感受到了风暴来临前的低气压。
刘据缓缓从御座上站起身。他没有看孔仅，而是先盯着那名监军，声音冰冷得如同西伯利亚的寒风：“朕，何时下旨，命你离开伊犁军前，返回行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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