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课题进入了关键阶段。我连续加班了一周,终于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了所有数据的整理。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春寒料峭,路灯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手机突然震动,是妈妈发来的消息,问我最近是不是瘦了,叮嘱我要按时吃饭。我站在路边,看着这条再平常不过的关心,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就在我抬手擦泪的瞬间,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在不远处停下。车门打开,长孙无尘从驾驶座走出来,随后绕到副驾驶,为那位女外交官拉开车门。他们站在餐厅门口交谈了几句,举止得体,却莫名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下意识地躲到树后,看着他们并肩走进那家我们曾经最爱的餐厅。那一刻,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回到家,银月迎上来,看见我的脸色后吓了一跳。夫人,您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
我摇摇头,径直走向书房。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坐在书桌前,我打开电脑,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脑海里全是刚才那一幕:他为她拉开车门时微微弯腰的姿态,他们交谈时自然的神情,还有那家餐厅——我们结婚纪念日时他特意包下来的餐厅。
深夜,我听见门外传来脚步声。那是他的脚步声,我太熟悉了。脚步声在书房门口停顿了片刻,最终还是离开了。我靠在门后,听着他渐行渐远的脚步声,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咫尺天涯。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很早。经过客厅时,看见他睡在沙发上,领带松散地搭在胸前,眉头即使在睡梦中也是紧锁的。我站在原地看了他很久,最终还是轻轻给他盖上了毛毯。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屏幕亮起,一条新消息跃入眼帘:昨晚很愉快,期待下次见面。发信人的名字,正是那位女外交官。
我缓缓直起身,走到窗边。晨光熹微中,庭院里的梨花正开得灿烂。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他还抱着我在梨花树下转圈,说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我。
身后传来窸窣的声响,他醒了。我们隔着整个客厅对视,谁都没有先开口。最终,他起身整理了一下西装,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今天有个早会,我先走了。
门被轻轻带上,屋子里又恢复了寂静。我走到沙发前,将他盖过的毛毯叠好,整齐地放在一旁。
那一刻,我终于承认:有些伤口,是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就像摔碎的瓷器,即便勉强粘合,裂痕也会永远存在。
而我和他之间,早已布满这样的裂痕,多到数不清,多到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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