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比往年更早些。
冰雪初融，杨柳抽芽，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混合着期待与焦虑的气息——三年一度的礼部会试，即将拉开帷幕。
各地的举子们早已云集京师，贡院附近的客栈会馆人满为患，茶楼酒肆间，无不是揣摩时文、切磋诗赋的身影。
在这股席卷全城的科举热浪中，西山格物学院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从容。
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几位已修完中级课程、文名素着的才子，以及沉静好思的王阳明，皆在应试之列。
与那些埋头苦读八股、面色凝重的举子不同，他们每日依旧按部就班地完成学院的算学题或物理实验，闲暇时则聚在一起，讨论的不是经义章句，而是格物之理与经世之道。西山的经历，仿佛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使他们对圣贤之“道”有了更具象、更贴近现实的理解。
“伯虎，此番策论，若论及河工，我等亲见那蒸汽水泵之力，岂是空谈‘禹贡’者可比？”祝允明笑问。
唐寅摇扇轻笑：“正是。格物之学，予我辈另辟蹊径之眼。纵是经义，亦觉踏实了许多。”
王阳明则沉吟道：“知行本一。考场之上，若能以格物之实理，印证圣贤之微言，或能别有洞天。”他们的自信，源于知识结构的拓宽和思维方式的革新。
与此同时，朝堂之上，关于本届会试主考人选的议论也悄然升温。按照惯例，主考官多由德高望重、学问渊博的翰林学士或部院重臣担任。最初热议的人选，是文名素着、官声清正的大学士李东阳和礼部右侍郎程敏政。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名字，被礼部尚书马文升在廷议时提了出来——陆仁。
“陛下，”马文升持笏奏道，“陆侍郎执掌格物，卓有建树，其学虽与传统经义有别，然重实证，讲逻辑，于策论尤重经世致用。今科会试，正值新政渐开之际，若由陆侍郎参与主考，或可引导士子关注实学，摒弃空谈，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此议一出，朝堂微澜。
让一位以“格物”闻名的官员主考天下士子，实乃本朝罕见。
支持者认为此举可彰显朝廷重视实学之决心，反对者则暗忧此举会冲击科举取士的传统标准。
弘治帝沉思良久。他欣赏陆仁之才，亦知格物之用，科举关乎选才大典，牵一发而动全身。
最终，他还是采纳了意见：以李东阳、程敏政和陆仁为主考。
这道任命，象征意义巨大。这意味着陆仁的学识和眼光得到了最高层面的认可，某种程度上，这一科取中的进士，将来亦可算作他的“门生”。消息传出，天下哗然。西山的唐寅、王阳明等人闻之，倍感鼓舞；而传统士林则心情复杂，议论纷纷。
陆仁接旨后，心情却并非全然喜悦，反而有一丝隐忧掠过心头。他努力回忆着前世模糊的历史记忆，似乎弘治十二年的会试，曾发生过一桩震动朝野的“泄题案”，牵连甚广，程敏政因此罢官，唐寅、徐经等才子亦受重挫……“如今唐伯虎、徐经（他想起那位对地理极有兴趣、自称徐霞客孙儿的年轻举子正在西山学习）皆在我西山，避开了是非圈，此案当不会重演了吧？”他暗自思忖，但仍提醒自己务必谨慎，严守科场纪律。
会试在肃穆而紧张的氛围中如期举行。贡院之内，号舍森然，士子们奋笔疾书。
经过繁琐的阅卷、复核、拆封、填榜，杏榜张挂之日终于到来。贡院之外，人山人海，欢呼与叹息交织。西山学子中，王阳明、唐寅、祝允明等人果然高中，名次靠前！唐寅虽因文风疏狂，策论过于“新奇”，未能跻身最前列，亦顺利登科。消息传回西山，一片欢腾。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功，更是格物之学在传统科举殿堂内的一次有力证明。
然而，就在陆仁稍稍松了口气，以为历史已然改变之时，一场风波骤起。落第士子中，有人散播流言，声称今科策论考题早已泄露，有数名考生提前知晓题目并精心准备，方能高中。传言有鼻子有眼，直指副主考程敏政泄题给其同乡或门生。一时间，物议沸腾，言官闻风而动，弹劾程敏政的奏疏雪片般飞入通政司。
陆仁闻讯，心中一惊。历史的惯性竟如此强大！虽然唐寅、徐经未涉其中，但泄题案还是发生了。他立刻被卷入漩涡中心，作为主考之一，他必须接受质询，澄清自身。
在都察院和礼部的联合质询中，陆仁坦然以对。他详细陈述了命题、印卷、封存的全过程，强调自己与程敏政在命题期间并无私下交往，所有流程皆符合规制。对于那几名被指控的考生，陆仁审阅了他们的试卷，承认其策论确实切中要害，但他指出，这些观点并非不可预知，关注实务的学子本就可能有所准备，不能仅凭此断定泄题。
“格物之学，首重实证。”陆仁面对质询的官员，镇定自若，“指证泄题，需有实据，如往来书信、确凿人证，岂能因文章契合，便以风闻定罪？若如此，天下士子谁还敢畅言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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