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仁今日仍是一身半旧青袍，只在腰间系了条玄色丝绦。
他坐下后翻开议程册，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
欧洲使节区响起一阵压抑的低语——许多人这才第一次看清这位“格物总理”的样貌：面容清俊，眉宇间带着书卷气，但那双眼睛沉静得让人心悸。
“那就是陆仁？”匈牙利特使巴托里伯爵用拉丁语问他的耶稣会士翻译。
“是，伯爵。国务院总理大臣，据说今年三十多岁。”翻译低声回答，“这次审判的流程，听说他亲自过问。”
巴托里伯爵还想说什么，大厅侧门突然打开。
十二名黑衣法警列队而入，分立大厅两侧。
他们腰佩短剑，手持硬木警棍，站定后纹丝不动，如同雕塑。
全场肃立。
四名法官缓步走上法官席。
为首的是最高裁判院左都御史陈文昭，年约五旬，面容清癯，三缕长须垂至胸前。他穿着深红色绣云鹤补子的官袍，头戴乌纱，步履沉稳。
法官落座。
陈文昭调整了一下面前的莲花话筒，试了试音。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系统传出，沉稳清晰，每一个字都像是敲在人心上：“特别审判庭现在开庭。带被告。”
塞利姆被带进来时，大厅里只有脚步声和脚镣拖地的轻微声响。
塞利姆的背挺得很直。
他的目光扫过法官席，扫过检察官席，最后在欧洲使节区域停留了一瞬。
那眼神里没有乞求，没有愤怒，只有平静。
他在被告席坐下，手铐搁在膝上。
法警上前解开了他的脚镣，但手铐保留。
陈文昭开始宣读法庭规则。
内容简洁明了：被告有权听取完整指控，有权自我陈述，有权获得指定辩护人协助，有权对证据提出异议。每一条都用汉语宣读一遍，然后由书记官大声复述拉丁语译文——这是为了避免翻译私下低语干扰法庭秩序。
“现在，由特别检察署宣读起诉书。”陈文昭宣布。
首席检察官起身，是位年约五十、面容刚毅的官员。他打开面前的卷宗，调整话筒。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大厅里只有检察官平铺直叙的声音和扩音系统轻微的电噪。
起诉书逐条宣读，每条罪状都配有证据摘要。检察官的语调始终平稳，没有激昂控诉，只是事实陈述：
“罪状一：破坏和平，悍然兴兵。证据：弘治二十九年四月，奥斯曼无视大明最后通牒，于安纳托利亚东部集结军队之调令文书，共七份，均有塞利姆花押及首相副署。书记官，请展示证据副本。”
一名书记官起身，举高一份放大誊抄的文书副本——突厥文原文旁附汉文译文。
他走到大厅中央特设的展示架前，将文书固定，然后面向观礼席大声宣读关键段落：“……命东部诸省总督，集结所有可战之兵，于埃尔祖鲁姆汇合……此令，苏丹塞利姆·本·巴耶济德……”
文书在展示架上停留了约半盏茶时间，确保所有人都能看清。然后书记官取下，换上下一份。
“罪状七：虐杀平民，暴行累累。证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安卡拉战役后屠杀降卒及平民之耶尼切里军官供词；第二部分，布尔萨围城期间焚毁民居之指挥官手令；第三部分，幸存平民之联合证言。书记官，请依次展示。”
三份文书陆续被展示。供词上有军官的签字画押；手令上有指挥官签名和部队印章；联合证言则按着十几个血手印——那是按不识字幸存者的惯例。
当那份按满血手印的证言被举起时，大厅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血印在白色纸张上触目惊心，即使是最镇定的欧洲使节，也不禁挪开了目光。
起诉书宣读完毕，整整十二大罪，三十七份关键证据摘要。陈文昭看向被告：“塞利姆·本·巴耶济德，你对上述指控有何陈述？”
塞利姆缓缓抬头。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有人以为他不会开口。然后，他用突厥语说了第一句话，声音沙哑但清晰：“我承认，我战败了。”
书记官大声译成汉语，另一名书记官随即译成拉丁语。
“但你们所称的‘罪’，”塞利姆继续，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是一个君主为保卫他的国家所做之事。你们以强兵利器犯我疆土，我起兵抵抗，何罪之有？你们所说的‘暴行’，是战争的一部分。你们的军队，在攻破君士坦丁堡时，难道没有流血？”
他的辩护人——那名青衣官员——起身，按照程序询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某些证据的获取时间、保存方式、翻译是否准确。检察官一一作答，并出示了证据移交记录和翻译公证文书。整个过程机械而高效，更像是在完成某种既定流程。
然后进入证人环节。
检察官传唤了四名证人。
第一名是原奥斯曼财政部的资深书记官，现已归顺大明。
他作证塞利姆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仍强行加征“圣战特别税”，导致安纳托利亚东部三个省份发生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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