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七，卯时初。
万国宾馆三层东侧的窗户透进晨光。
威尼斯特使吉齐伯爵在柔软得不可思议的床榻上醒来，盯着头顶素白色的纱帐发了片刻呆。
他起身走到窗边——整面墙都是玻璃的落地窗，推开内层的雕花木扇，外层是密封的玻璃窗格。
晨风被隔绝在外，只有光毫无阻碍地涌进来。
吉齐伯爵的手抚过光滑的玻璃表面。
这么大、这么平整的玻璃，在威尼斯只有圣马可教堂的彩绘花窗能用上巴掌大的几片。
而在这里，每间客房都有整整一面墙。
洗漱间更让他无措。
白瓷烧制的“抽水马桶”旁有拉绳，一拉便有清水旋转冲刷。
铜制龙头的洗脸池，一拧便有温水流出。
墙上有面与人等高的玻璃镜，照得纤毫毕现。所有器物都光洁如新，没有任何污渍或异味。
他想起昨晚入住时，礼宾官轻描淡写的介绍：“客房内设自流水与污物处理系统。请勿向便器中投掷杂物，以免堵塞管道。”
这不是宫殿。
宫殿有金银装饰、壁画挂毯，但绝不会在每个房间安装如此精密的洁具。
这是一种更深刻、更日常的奢侈——将最先进的格物技术，用于最普通的起居所需。
吉齐伯爵用温水洗了脸，水珠在镜中映出一张疲惫的脸。
他深吸一口气，整理好衣袍，推门走向餐厅。
餐厅位于宾馆一层东翼。
长桌铺着靛蓝色织锦桌布，摆放的不是银器，而是细腻的白瓷餐具。餐食已经上齐：水晶虾饺、蟹黄汤包、鸡丝粥、芝麻烧饼、炸油条、四样酱菜。没有刀叉，只有乌木筷子和瓷勺。
欧洲使节们陆续入座，大多面露迟疑。
热那亚特使拿起一根油条，不知如何下口。
葡萄牙特使盯着汤包薄皮下晃动的汤汁，小心翼翼用勺子戳破，滚烫的汁液溅到手上，他低声咒骂了一句。
“请用。”侍立一旁的大明侍者用清晰的汉语说道，翻译随即跟上，“筷子若用不惯，可用勺。”
没有迎合，没有妥协。
这就是大明的规矩：来到这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吉齐伯爵学着旁座一位大明官员的模样，用筷子夹起一枚虾饺。
动作笨拙，但总算送进了嘴里。鲜甜弹牙的滋味在口中化开，他愣了一下——这比威尼斯宫廷里那些油腻的肉排和硬面包好吃太多了。
餐厅里响起压抑的进食声和餐具轻碰声。没人交谈。
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昨日的审判带来的震慑中，而眼前这顿早餐，又在无声地提醒着另一个事实：大明不仅在武力、法律上碾压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水准上，也已拉开了难以逾越的差距。
英格兰的佩斯博士放下瓷勺，低声对翻译说：“注意到没有，从窗帘到餐具，所有织物和器物的质地都极其均匀。
这不是手工能达到的精度。”
翻译是个年轻学者，闻言点头：“是机器制造的。格物院有专门的纺织机械所和陶瓷工坊，标准化生产。”
“标准化……”佩斯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词，“所以他们能迅速武装庞大的军队，能建造如此规模的宾馆，能让每个细节都保持一致。”
他抬眼看向餐厅尽头。两名身着藏青色制服的大明礼宾官静静站在那里，身姿笔挺，目光平静地扫视全场。没有任何监视的意味，却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某种秩序之内。
“他们在等。”佩斯合上笔记本，“等我们吃完，然后带我们去谈判桌。在那里，我们会明白昨天审判的真正含义——那不只是对塞利姆的审判，是对整个旧秩序的审判。”
辰时正，寰宇会议中心，分组谈判室。
三号会议室。长条桌两侧，大明财政部度支司郎中周明德已经就座，面前摊开三本厚厚的账册。
吉齐伯爵被引入时，周明德只是抬眼点了点头，没有起身。
“吉齐伯爵，请坐。”周明德的声音透过翻译传来，语调没有任何起伏，“今日核算威尼斯共和国应承担的战争赔款及罚金。这是最终核算书，不再接受任何数额争议。”
一份深蓝色封皮的文件被推到吉齐伯爵面前。封面用汉、拉丁双语烫金字印着：“威尼斯共和国战争责任赔偿最终核定书”。
吉齐伯爵翻开第一页，看到总额时手指一颤：五百四十万两白银。比前天会议上说的又多了二十万两。
“周大人，这数额……”
“最终核定。”周明德打断，推了推鼻梁上的水晶眼镜，“基于最新补充的商船损失证据。所有条目可逐项核查，但总额不可变更。”
他示意副手。一本装订成册的账目被翻开，每一页都列着日期、船名、货物清单、估价、损失原因，并附有船长或货主的画押证言影本。最后十几页是手绘的船舶受损图，标注着箭孔、火烧痕迹、进水位置。
“这些证言……有些船长已经战死了。”吉齐伯爵试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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